我想问古时的知识份子
对社会有何影响力呢
他们的力量又怎样危及到君权
令他们一直被君主打压,例如文字狱
请给具体的例子,谢谢
自古以来，中国士人便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士志于道”，对有些人来说它是改造现实的崇高理想，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只是追名逐利的漂亮借口，无论如何，它们的前提都是权力的支撑。权力，成了左右所有士人成功或失败的魔掌。在这个魔掌下，他们纷纷放弃了独立精神、批判精神、反抗精神，逐渐沦落成了崇上媚权的“文人”、耍弄权谋的佞臣、争风吃醋的“怨妇”、怀才不遇的“隐者”、构陷同僚的小人……在中国，几乎每个士人都是政治家，至少也想要成为政治家，但是，他们中间很少出现真正的思想家、纯粹的哲学家。在根本上，他们的快乐与悲伤首先是在官场得意与否，然后才不得不做“他想”，才愤世嫉俗，才退隐江湖，才“乐”得“逍遥”。几乎所有人的个人理想都是国家化、政治化的，“修齐治平”，无论是修身还是齐家，它的最终目标都指向了治国安邦平天下，都是要当官。“修齐治平”的政治追求、混迹官场的圆熟诡诈与忠、孝、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榜本质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士人知行不一、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政客人格。
随着先秦封建社会的终结，群雄并起的政治格局彻底消亡，秦王朝专制政体一统天下，士人的生存空间、精神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力挤压。士人之间的内讧更是愈演愈烈，无限升级，以致发生了“焚书坑儒”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极端事件。士人的内斗由文人相轻、相残，向你死我活全面深化。
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到清王朝的文字狱，士人受了两千年的迫害，可谓血泪斑斑。但是，只要我们略微仔细观察一下，其实每一处血迹里都能看到士人自我相残的印迹。这种士人的内斗有时是圈子之争、见识之争、意气之争，或者干脆就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利益之争。随着斗争的残酷性不断增强，士人的政客人格也被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出来，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恃强凌弱、党同伐异、卖友求荣……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所有的不幸都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他们主导的文化精神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这个民族，害了全体国民。因此，鲁迅说他们一直是掌权者的“帮忙”与“帮闲”。
中国士人由于自己的先天不足，一直处于这样的困境：对上，他们无力约束君权与官权；对下，他们无法改造愚昧的暴民；对内，他们无法团结一致、形成共识。结果，极权产生暴君，暴君导致暴政，暴政催生暴民。在一治一乱的历史交替中，在不断的内讧与自我分裂中，他们时而依附于暴君专制，时而顺从于暴民专制。无论何时，他们始终是强权的附庸。好在中国的暴君大都是暴民出身，使他们总能找到“辅佐明主”、“天下归心”、“山呼万岁”的堂皇理由。
“五四”时期，一代觉悟的知识阶级试图重新建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并努力对包括自己在内所有国民进行文明启蒙。然则，掌权者积重难返，知识者积习难改，暴民们积怨难消……中国的历史，到头来还是陷入找不到新起点的轮回。
3“士志于道”，孔子作为士人的终生志向
说起士人，必然要说到孔子。无论后世如何毁誉，孔子都是我们这片土地上所能产生的最具济世理想、最具悲悯情怀、也最具道德操守和实践精神的士人代表。从春秋到战国末期，士人精神发生了从追求理想、慷慨仗义到屈从现实、趋炎附势的整体性蜕变，孔子即是早期追求理想的标志性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个理想设计与实践行为的双重失败者。他的失败，是中国士人文化的典型性失败。所幸，他以自己的君子之风挽救了失败者的尊严，也为士人群体保存了最后一点可敬的品质。
“士志于道”，当孔子以此作为终生志向，并且用它教导别人的时候，他无疑是真诚的，他为所有士人指明了“正道”。然而，借用他的学生子贡和颜回的话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史记》1932页）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空有其“志”，却难行其“道”。
众所周知，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与德，他所推崇的治世之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于后来极权专制思想的影响，人们往往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尊卑有序、长幼有序，从而选择性地忽略了其中限制君权的企图，也就选择性地曲解了孔子的本意。直白地说，既然你贵为国君，那你首先就要像个国君，要识礼、有德，绝不能胡作非为，这是孔子治世之道的基础。在神权缺位的文化背景下，他试图使君臣父子都受到礼与德的约束，并由此实现在礼与德面前的人人平等。问题是，无论是“君”还是“父”，他们只要拥有了权力，总是自觉高人一等，自外于礼与德，甚或邪恶地践踏礼与德，而孔子又对此毫无办法，拿不出任何相应的制约手段。这是孔子在理想设计上的失败。
理想设计上的失败，导致了实践行为的失败。不管是教导七十余贤徒，还是亲身参与政事，孔子的一切行为都是要推行礼与德。他半生周游列国，郁郁不得志，回到鲁国后，从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做起，终于在五十六岁那年“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史记》1917页）可好景不长，他很快就和鲁君及上卿季桓子发生了原则性冲突。结果，孔子再次出走鲁国，这次出走本质上是在与权力对抗中的无奈与退却。他领着一班弟子多年辗转于卫、曹、宋、陈、蔡诸国之间。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年迈的孔子遇到了他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由于他不断议论时政，而“所刺讥者皆中诸侯之疾”，让陈、蔡两国的大夫们惶惶不安。他们串通起来，两国各派出一彪人马将孔子及其弟子围困在了陈、蔡之间的荒野上，使得这一行人等“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面对这样的窘境，孔子尚能“讲诵弦歌不衰”，可他的学生们却受不了，子路第一个挺身而出，满怀怨气地质问他：“君子也会这般穷困潦倒吗？”孔子却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的回答，不仅对君子与小人的品德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区分，也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士人品行普遍堕落的原因。君子自然也有受贫穷困扰的时候，但是，他能够坦然面对，能够把持住自己，能够坚守信仰。小人就不一样了，穷则滥溢为非，什么坏事情都干得出来。
4“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中国的士人，是最受不得穷的。从根本上说，他们这一生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荣华富贵。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读书求学，游说诸侯，干谒权门，都是为了追名逐利。因此，他们大多不是，也根本没打算做君子。
苏秦，战国时著名的策士，曾与张仪一起师从鬼谷子研习纵横捭阖之术。在外游历数年之后，一事无成，“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见状，都讥笑他，不事生产，不务正业，只会卖弄口舌，活该一直受穷。以苏秦的品德修养、思想境界，他是绝对说不出“君子固穷”这类理直气壮的哲言的，他的内心其实也是认同这些嘲笑和批评的。所以，他“闻之而惭，自伤”，还进行自我检讨：“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奚以为！”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就是，屈首低头，受书于师，埋头苦读，却不能凭这些学问换得尊贵荣耀，那读书再多，又有什么用啊？于是，在家闭门苦读一年之后，他又带上自己的“学问”上路了，又去求“尊荣”了。
张仪，既是苏秦的同学，也是与苏秦齐名的策士。司马迁说，“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他干的那些事比苏秦更招人骂，他这人更加品行不端。而张仪恰恰是个不怕挨骂的真小人，别说骂，他连打都不怕。因为急于求“尊荣”，张仪刚一离开鬼谷子就跑去游说诸侯了。那时士人求职谋官的套路和现在差不多，也得先陪有权有势的人物喝喝酒，拉拉关系。一次，在他陪楚国宰相喝酒之后，那宰相竟发现丢了一块玉璧。张仪这人不仅穷，而且素来名声不佳，宰相的门人自然认定这玉璧是张仪偷了，对宰相说：“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不由分说，大家一哄而上，抓住张仪就是一顿暴打——“掠笞数百”。张仪也算有种，死不认账，没办法，人家只好又把他放了。事后，张仪的老婆奚落他：“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却根本就没把这顿暴打和羞辱放在心上，涎着脸反问他老婆：“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他老婆都被他那鼻青脸肿又厚颜无耻的样子逗笑了，告诉他：“舌在也。”张仪说：“足矣。”
没过多久，他又抖起精神凭着这三寸不烂之舌出去四处游说了。为谋取“尊荣”，张仪之流是不惧打骂、百折不挠的，更别提什么君子之德了。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不仅考验着每个士人的道德修养，也检验着这个群体的精神品质。在他们大多为现实的“尊荣”神魂颠倒，不能自主，不断沉沦的同时，必然将失去心灵的高贵和人格的“尊严”。于是，在无力改进权力结构，无力促进文化更新，无力提升精神品质的理想困境中，中国的士人群体又陷入了另一个现实困境：要么是“君子固穷”，有“尊严”地放弃“尊荣”；要么是“穷斯滥矣”，以“尊严”换取“尊荣”。
“尊严”与“尊荣”，两条游移的经纬，让士人群体首先迷失了人生坐标和快乐坐标。在历史性的迷茫中，最高权力对士人的迫害始终如一地暴烈，文人的内斗始终如一地惨烈，直至千年未有尽头……
另外。这个地方都是一些历史文人的一些东西。你可以看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1a881b010003y7.html
随着先秦封建社会的终结，群雄并起的政治格局彻底消亡，秦王朝专制政体一统天下，士人的生存空间、精神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力挤压。士人之间的内讧更是愈演愈烈，无限升级，以致发生了“焚书坑儒”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极端事件。士人的内斗由文人相轻、相残，向你死我活全面深化。
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到清王朝的文字狱，士人受了两千年的迫害，可谓血泪斑斑。但是，只要我们略微仔细观察一下，其实每一处血迹里都能看到士人自我相残的印迹。这种士人的内斗有时是圈子之争、见识之争、意气之争，或者干脆就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利益之争。随着斗争的残酷性不断增强，士人的政客人格也被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出来，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恃强凌弱、党同伐异、卖友求荣……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所有的不幸都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他们主导的文化精神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这个民族，害了全体国民。因此，鲁迅说他们一直是掌权者的“帮忙”与“帮闲”。
中国士人由于自己的先天不足，一直处于这样的困境：对上，他们无力约束君权与官权；对下，他们无法改造愚昧的暴民；对内，他们无法团结一致、形成共识。结果，极权产生暴君，暴君导致暴政，暴政催生暴民。在一治一乱的历史交替中，在不断的内讧与自我分裂中，他们时而依附于暴君专制，时而顺从于暴民专制。无论何时，他们始终是强权的附庸。好在中国的暴君大都是暴民出身，使他们总能找到“辅佐明主”、“天下归心”、“山呼万岁”的堂皇理由。
“五四”时期，一代觉悟的知识阶级试图重新建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并努力对包括自己在内所有国民进行文明启蒙。然则，掌权者积重难返，知识者积习难改，暴民们积怨难消……中国的历史，到头来还是陷入找不到新起点的轮回。
3“士志于道”，孔子作为士人的终生志向
说起士人，必然要说到孔子。无论后世如何毁誉，孔子都是我们这片土地上所能产生的最具济世理想、最具悲悯情怀、也最具道德操守和实践精神的士人代表。从春秋到战国末期，士人精神发生了从追求理想、慷慨仗义到屈从现实、趋炎附势的整体性蜕变，孔子即是早期追求理想的标志性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个理想设计与实践行为的双重失败者。他的失败，是中国士人文化的典型性失败。所幸，他以自己的君子之风挽救了失败者的尊严，也为士人群体保存了最后一点可敬的品质。
“士志于道”，当孔子以此作为终生志向，并且用它教导别人的时候，他无疑是真诚的，他为所有士人指明了“正道”。然而，借用他的学生子贡和颜回的话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史记》1932页）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空有其“志”，却难行其“道”。
众所周知，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与德，他所推崇的治世之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于后来极权专制思想的影响，人们往往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尊卑有序、长幼有序，从而选择性地忽略了其中限制君权的企图，也就选择性地曲解了孔子的本意。直白地说，既然你贵为国君，那你首先就要像个国君，要识礼、有德，绝不能胡作非为，这是孔子治世之道的基础。在神权缺位的文化背景下，他试图使君臣父子都受到礼与德的约束，并由此实现在礼与德面前的人人平等。问题是，无论是“君”还是“父”，他们只要拥有了权力，总是自觉高人一等，自外于礼与德，甚或邪恶地践踏礼与德，而孔子又对此毫无办法，拿不出任何相应的制约手段。这是孔子在理想设计上的失败。
理想设计上的失败，导致了实践行为的失败。不管是教导七十余贤徒，还是亲身参与政事，孔子的一切行为都是要推行礼与德。他半生周游列国，郁郁不得志，回到鲁国后，从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做起，终于在五十六岁那年“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史记》1917页）可好景不长，他很快就和鲁君及上卿季桓子发生了原则性冲突。结果，孔子再次出走鲁国，这次出走本质上是在与权力对抗中的无奈与退却。他领着一班弟子多年辗转于卫、曹、宋、陈、蔡诸国之间。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年迈的孔子遇到了他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由于他不断议论时政，而“所刺讥者皆中诸侯之疾”，让陈、蔡两国的大夫们惶惶不安。他们串通起来，两国各派出一彪人马将孔子及其弟子围困在了陈、蔡之间的荒野上，使得这一行人等“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面对这样的窘境，孔子尚能“讲诵弦歌不衰”，可他的学生们却受不了，子路第一个挺身而出，满怀怨气地质问他：“君子也会这般穷困潦倒吗？”孔子却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的回答，不仅对君子与小人的品德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区分，也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士人品行普遍堕落的原因。君子自然也有受贫穷困扰的时候，但是，他能够坦然面对，能够把持住自己，能够坚守信仰。小人就不一样了，穷则滥溢为非，什么坏事情都干得出来。
4“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中国的士人，是最受不得穷的。从根本上说，他们这一生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荣华富贵。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读书求学，游说诸侯，干谒权门，都是为了追名逐利。因此，他们大多不是，也根本没打算做君子。
苏秦，战国时著名的策士，曾与张仪一起师从鬼谷子研习纵横捭阖之术。在外游历数年之后，一事无成，“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见状，都讥笑他，不事生产，不务正业，只会卖弄口舌，活该一直受穷。以苏秦的品德修养、思想境界，他是绝对说不出“君子固穷”这类理直气壮的哲言的，他的内心其实也是认同这些嘲笑和批评的。所以，他“闻之而惭，自伤”，还进行自我检讨：“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奚以为！”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就是，屈首低头，受书于师，埋头苦读，却不能凭这些学问换得尊贵荣耀，那读书再多，又有什么用啊？于是，在家闭门苦读一年之后，他又带上自己的“学问”上路了，又去求“尊荣”了。
张仪，既是苏秦的同学，也是与苏秦齐名的策士。司马迁说，“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他干的那些事比苏秦更招人骂，他这人更加品行不端。而张仪恰恰是个不怕挨骂的真小人，别说骂，他连打都不怕。因为急于求“尊荣”，张仪刚一离开鬼谷子就跑去游说诸侯了。那时士人求职谋官的套路和现在差不多，也得先陪有权有势的人物喝喝酒，拉拉关系。一次，在他陪楚国宰相喝酒之后，那宰相竟发现丢了一块玉璧。张仪这人不仅穷，而且素来名声不佳，宰相的门人自然认定这玉璧是张仪偷了，对宰相说：“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不由分说，大家一哄而上，抓住张仪就是一顿暴打——“掠笞数百”。张仪也算有种，死不认账，没办法，人家只好又把他放了。事后，张仪的老婆奚落他：“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却根本就没把这顿暴打和羞辱放在心上，涎着脸反问他老婆：“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他老婆都被他那鼻青脸肿又厚颜无耻的样子逗笑了，告诉他：“舌在也。”张仪说：“足矣。”
没过多久，他又抖起精神凭着这三寸不烂之舌出去四处游说了。为谋取“尊荣”，张仪之流是不惧打骂、百折不挠的，更别提什么君子之德了。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不仅考验着每个士人的道德修养，也检验着这个群体的精神品质。在他们大多为现实的“尊荣”神魂颠倒，不能自主，不断沉沦的同时，必然将失去心灵的高贵和人格的“尊严”。于是，在无力改进权力结构，无力促进文化更新，无力提升精神品质的理想困境中，中国的士人群体又陷入了另一个现实困境：要么是“君子固穷”，有“尊严”地放弃“尊荣”；要么是“穷斯滥矣”，以“尊严”换取“尊荣”。
“尊严”与“尊荣”，两条游移的经纬，让士人群体首先迷失了人生坐标和快乐坐标。在历史性的迷茫中，最高权力对士人的迫害始终如一地暴烈，文人的内斗始终如一地惨烈，直至千年未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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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0-02-28
古代的统治者提倡孔孟之道，利用孔子“贵贱有序”的思想来实行愚民政策，这样有利于封建统治。众所周知，封建社会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外的另一大特点就是等级森严，比如陛下只能对皇帝说，殿下对皇子说，再比如门钉的多少都是有规定的，多了就是僭越之罪，轻则削除爵位，重则受刑罚之苦。历代的皇上们通过这样的封建等级制度，来禁锢人们的思想，从行为上约束臣民。既然禁锢思想，就会限制人民学习文化知识，真正能读到书的大多是上层的统治阶级，因此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并不大，打个比方说的通俗点，“老百姓压根不识字，你给他看了皇帝罪状他也不懂”。
隋唐时期我国的文化还是较为开放的，但是自宋朝开始，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开始逐渐禁锢。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搞“八股文”，目的就是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明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人们的思想也开始了变化，出现了一大批如李贽等开始提出限制王权，虽然因为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发展无法形成社会的主流思想，但还是被统治者所注意，毕竟是反对他的统治。统治者最在乎的是权力，这也是他建立封建等级的目的——维护权力。
文字狱主要是在在满清时期，原因有三
一、满清作为少数民族，被汉族视为蛮族
满族是从关外入主中原的，靠的是八旗铁骑，不过几十万人，几十万人统治数十倍于自己的汉族，自身就比较畏惧。汉族的传统关念也视满族为荒蛮之地的民族，堂堂大汉民族怎可让荒蛮之族统治，再加之清统治者“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样一些民族政策，激化了本身就较为严重的民族矛盾。
二、政权不够稳固
清朝入关后，南明小朝廷仍然存在，中原以及江南广大百姓并不认可，反清组织林立，且不断进行反抗，特别在东南沿海地区，又是“鱼米之乡”，关系到清朝的赋税。严重威胁清朝的统治。
三、满清统治者继续前朝的愚民政策
清军入关后，清朝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还是划定森严的等级制度，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要求统治者不允许自己的思想控制受到一丁点挑战，比如说以前有个文人叫徐骏看见风吹动书翻篇，就来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结果让仇家揭举，被判斩立决。不管是否徐真的反清，仅仅是一句诗文，结果被斩立决，这从侧面体现出了清朝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再比如乾隆朝修的《四库全书》，实际上也是文化上的一次“焚书坑儒”，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事例：
个人认为文字狱的关键不是文人的观点，而是封建统治者对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思想的极力维护，牢固树立其权威，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
隋唐时期我国的文化还是较为开放的，但是自宋朝开始，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开始逐渐禁锢。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搞“八股文”，目的就是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明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人们的思想也开始了变化，出现了一大批如李贽等开始提出限制王权，虽然因为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发展无法形成社会的主流思想，但还是被统治者所注意，毕竟是反对他的统治。统治者最在乎的是权力，这也是他建立封建等级的目的——维护权力。
文字狱主要是在在满清时期，原因有三
一、满清作为少数民族，被汉族视为蛮族
满族是从关外入主中原的，靠的是八旗铁骑，不过几十万人，几十万人统治数十倍于自己的汉族，自身就比较畏惧。汉族的传统关念也视满族为荒蛮之地的民族，堂堂大汉民族怎可让荒蛮之族统治，再加之清统治者“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样一些民族政策，激化了本身就较为严重的民族矛盾。
二、政权不够稳固
清朝入关后，南明小朝廷仍然存在，中原以及江南广大百姓并不认可，反清组织林立，且不断进行反抗，特别在东南沿海地区，又是“鱼米之乡”，关系到清朝的赋税。严重威胁清朝的统治。
三、满清统治者继续前朝的愚民政策
清军入关后，清朝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还是划定森严的等级制度，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要求统治者不允许自己的思想控制受到一丁点挑战，比如说以前有个文人叫徐骏看见风吹动书翻篇，就来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结果让仇家揭举，被判斩立决。不管是否徐真的反清，仅仅是一句诗文，结果被斩立决，这从侧面体现出了清朝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再比如乾隆朝修的《四库全书》，实际上也是文化上的一次“焚书坑儒”，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事例：
个人认为文字狱的关键不是文人的观点，而是封建统治者对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思想的极力维护，牢固树立其权威，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
第2个回答 2010-02-28
有的知识分子自身素质较高。。经常会左右皇上对大师的决策。。长此以往~皇上会担心朝纲的混乱。。会担心乱臣贼子。。所以很是打压
我想你也明白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吧。。一个国家百姓最大。。如果民意改变啦。。那么江山也就易主啦。。
我想你也明白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吧。。一个国家百姓最大。。如果民意改变啦。。那么江山也就易主啦。。
第3个回答 2010-02-28
文人自古便对政治领域影响颇深。古人有一句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
知识分子往往是起到出谋划策的作用。有时一个文人的一句话，可能影响到一个势力的成败。
姜太公是一个兵法家，辅佐周武王建立周朝，战国时代以及秦汉时期在各地方的辩士更是屡见不鲜，
这些人频繁往来于各国之间，有的为同盟充当说客，有的在敌国散布谣言，这些人的举动谈不上好坏，
都是政治斗争必然的产物。
至于说知识分子被君主打压，那已经是宋代以后的事了，还是那句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知识分子错就错在太了解君主了。皇帝的事拿出来抖一抖，这就是一场不小的风波。如此，
皇帝的江山被这帮“好事之人”闹得鸡犬不宁。看过清朝电视剧的都知道，文人正直是好，
但如果一帮人整天在皇帝身边指手画脚的教皇帝怎么做，领导会喜欢吗？
也许，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吧，文字狱的产生，知识分子遭到排挤，与封建社会“人治”
的特征是紧密联系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如有纰漏请指正，谢谢~~）
知识分子往往是起到出谋划策的作用。有时一个文人的一句话，可能影响到一个势力的成败。
姜太公是一个兵法家，辅佐周武王建立周朝，战国时代以及秦汉时期在各地方的辩士更是屡见不鲜，
这些人频繁往来于各国之间，有的为同盟充当说客，有的在敌国散布谣言，这些人的举动谈不上好坏，
都是政治斗争必然的产物。
至于说知识分子被君主打压，那已经是宋代以后的事了，还是那句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知识分子错就错在太了解君主了。皇帝的事拿出来抖一抖，这就是一场不小的风波。如此，
皇帝的江山被这帮“好事之人”闹得鸡犬不宁。看过清朝电视剧的都知道，文人正直是好，
但如果一帮人整天在皇帝身边指手画脚的教皇帝怎么做，领导会喜欢吗？
也许，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吧，文字狱的产生，知识分子遭到排挤，与封建社会“人治”
的特征是紧密联系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如有纰漏请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