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儒学差不多是中国国教，两位圣人，至圣孔子，亚生孟子，是千古素王，历代朝廷都要拜祭的。朱元璋做了皇帝，也要请人给他讲学，学习四书，听听这儒学治国，怎么个治法。这不听老师讲还罢，一听老师讲《孟子》，简直听不下去，勃然大怒，马上下令，要把孟子从文庙撵出去，取消他的配享资格，不给上香火了。
满朝大臣慌了神，这是洪武二年，刚刚建国不久，皇上要挖中国文化的祖坟，这天下骚动，要说尽失天下士子之心，咱皇上对知识分子根本不在乎；但是，被敌对势力利用，也不好吧？大家不知道怎么办，还是钦天监说了一句话，他装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跑来汇报星象变化，他说，荧行于惑，星象不太对劲，文星黯淡无光，是不是上天感到不安了呀？
这把朱元璋给唬住了，他不怕读书人，也不怕什么天下百姓，敌对势力更是早给他灭完了，但是，对上天的敬畏，还保存着，想想自己刚刚做天子不久，跟天老爷还不熟，别真把天给得罪了。
孟子像在文庙继续呆了下来。但是，朱元璋还没完。过了二十年，他还记着这仇，突然宣布要取缔《孟子》一书。四书改成三书了。这件事也没干成。朱元璋退而求其次，书不能都烧了，给他删减搞个洁本总可以吧？他亲自上阵，把《孟子》删掉了85条，搞出一本《孟子节文》，四书就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变成了《大学》、《论语》、《孟子节文》、《中庸》。
这本《孟子节文》的生命力，大概只延续到朱元璋生前。他死后，《孟子》全文又恢复了，在和《孟子》这本书的战斗中，朱元璋败下阵来。但是，在和孟子思想的战斗中，可以说朱元璋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并奠基了中国之后几百年的统治思想，形成不同于春秋战国秦汉唐宋的明清体制。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华”，中国文化不是元朝打压下去的，元朝没文化，是明清两朝打压下去的。要说中国文化，要分为两段：儒家文化，和明清体制。
朱元璋删掉了那85条呢？《孟子节文》现在没得卖，我也没读过，不知道故宫博物馆是不是有可以借阅到。不过，从历史记载和我自己读《孟子》的感受，我感觉以下内容是皇上接受不了的：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明史》记了这一条，朱元璋读《孟子》，看到“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句，说：“非臣子所宜言。”
在孟子的价值观里，君臣关系是相互的。他比孔子要“牛逼”得多。孔子呢，只要你是君，他就敬你，礼数就一定到位。你是昏君、暴君，他最多移民他邦而已，“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不跟你死磕，我和你自动解除君臣关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孟子呢，他说，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这一点，他和孔子立场一样，走为上计。但是，贵戚之卿有更大责任，因为你们承担着国家的责任嘛，我们异姓之臣是没责任的，“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贵戚之卿更是可废掉君主，另立新君。
再进一步，如果暴君实在是不像话，那就人人得而诛之，闹革命杀了他！梁惠王向孟子请教，武王伐纣，这不是以臣弑君吗？孟子说：“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根本就不承认纣王是君，做暴君，则意味着自动失去君的资格。孟子这些话，都是朱元璋恨之入骨的
现在人一讲“儒家思想”，有一条：“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是，你翻遍儒家典籍，你也找不到这句话。历史学者吴钩专门去考证这句话出处在哪，考证出一大堆：
【明】吴承恩《西游记》：八戒道：“师父，你是怎的起哩？专把别人棺材抬在自家家里哭。不要烦恼！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他伤的是他的子民，与你何干！”
【明】诸圣邻《秦王逸史》：秦王说：“哪有此理！古语云，君要臣死，臣若不死为不忠；父要子亡，子若不亡为不孝！你众官替我世民做一个明辅就罢了。取酒过来！”
【明】陈仲琳《封神演义》：文王听而不悦曰：“天子乃万国之元首，纵有过，臣且不敢言，倘敢正君之过；父有失，子亦不敢语，况敢正父之失。所以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为人臣子者，先以忠孝为首，而敢以直忤君父哉？”
【明清】《靖江宝卷》：鲍青转而一想：“我如果带兵造反，要拿我忠良名声坏啦得，这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哪能不亡’。罢了，罢了，我不如学学宋朝岳飞岳元帅，修修我格忠臣好名声。”
【清】李渔《无声戏》：百顺听到此处，不觉改颜变色，合起掌来念一声阿弥陀佛道：“诸公讲的什么话，自古道：‘君欲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岂有做奴仆之人与家主相抗之理？”
【清】陈端生《再生缘》：“咳！芝田呀，你可晓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那时候若然威逼起来，哪怕你上天入地！死时殉节活时从，两件事，难脱君王掌握中。”
【清】《呼家将》：千岁道：“古云：‘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俺呼家将历受国恩，袭叨帝荫。
【清】钱彩《说岳全传》：岳爷道：“贤弟休如此说！自古道‘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你我已经食过君禄，况为人在世，须要烈烈轰轰做一番事业，显祖扬名。”
【清】如莲居士《薛丁山征西》：薛丁山说：“今朝廷不来捉拿，是为幸也。今来钦召，国恩难报，君要臣死，不死不忠。”
【清】许啸天《唐代宫廷艳史》：建宁王慨然对太子说道：“从来说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如今依哥哥的话，人子获罪于父，不得骨肉的原谅，便活在世上，也毫无趣味。俺便回家去候死罢了！”
【清】雪樵主人《双凤奇缘》：昭君见文龙推却不去，柳眉直竖，杏眼圆睁，喝声：“文龙，你太无礼！常言：‘君要臣死，臣不死乃为不忠。’岂容你贪恋妻子，胆敢抗旨以违君命么？”
【清】张杰鑫《三侠剑》：伍子胥之兄名尚，兄弟二人接书，伍子胥问其兄如何，其兄云：“父叫子死，子不死为不孝；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吾将赴父之召，以全孝道。”
【清】蔡东藩《清史演义》：吴三桂道：“休得乱言！俗语说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只我前半生是明朝臣子，为了闯贼作乱，借兵清朝，报了君父大仇。你尚知有君父么？
结论是什么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是小说家言，是戏文，最早全部出现在明代小说中，而在清代小说与戏曲中更为常见。小说作者提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时，前面通常还冠以“常言道”“古语云”“自古道”“俗话说”之类的前缀，表明它可能是明清时期流行于民间的一句俗语。至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句俗语，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此语的流行，应该跟明清两代皇权专制的高涨、愚忠思想的渗透有关。
始作俑者，就是朱元璋，他开创了一套脱离儒家教义与唐宋治理传统的皇权专制政体。所以，中国的传统思想，可以分为儒家思想和明清体制两个大的阶段。现在很多人攻击儒家糟粕，攻击的东西其实都属于都是明清体制，奠基者是朱元璋，发扬光大登峰造极者是康熙、雍正、乾隆，这四个人是中国专制的巅峰人物。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便是在明清，也是戏文，明清的皇帝，也不可以无罪杀人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毕竟还得找辞。首先在观念上，让你接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再给你找点罪名，你也就算了。所以观念很厉害，观念就能杀人。
在世界历史上，也有真正在法律上做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是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无需任何理由夺取宰相生命，是苏丹的法定权力，也是奥斯曼帝国体制的基石。中国历代，好歹还有个皇权和相权之争，到明清皇权大获全胜，在奥斯曼帝国，相权从来就不存在，宰相连生存权都没有，脑袋都是找苏丹借的，随时无条件归还。
再讲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话是《诗经》里的呀，那全天下的财产都是王上的，全天下的人都是奴才，是周朝就定的??俊睹献印防镆蔡致哿苏饩浠埃?/p>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於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
咸丘蒙说：“舜不以尧为臣，这个道理我懂了。但是《诗经》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那舜既然已经做了天子，瞽瞍却不是他的臣民，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诗，我们中学历史课都学过，这是中国古代集权专制社会最霸道的一句，也是中国人一直没有财产权保障的关键文化基因。天下没有一块土地不是天子的土地，也没有一个人不是天子的臣民，导致天下所有的财产，和所有人的生命财产，都是天子可以生杀予夺的。
孟子说：“这句诗，根本不是那个意思！是被人断章取义。这句诗，是一个劳于王事的臣子写的，他的意思是说，这些工作，没有一件不是天子的事，干嘛都落在我一个人头上，都让我干呀？我还有父母要照顾呢！”
这句诗出自出自《诗经?6?小雅?6?谷风之什?6?北山》，原文是：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gǔ），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qú)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译文：
爬上北山，采摘枸杞。健壮士子。早晚办事。差事没个完，父母谁奉侍！
普天之下，都是王土。四海之内，都是王臣。大夫分派总不公，差事总给我一人！
马车奔狂，王事急忙。夸我正当年，身强力又壮。强健气血刚，操劳走四方。
有人安逸家中坐，有人尽心为国王。有人床榻仰面躺，有人赶路急星火。
有人征发不应召，有人苦累心烦恼。有人游乐睡大觉，有人王事长操劳。
有人享乐贪杯盏，有人惶惶怕责难。有人遛达闲扯淡，有人百事都得干。
所以我们看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原意是说，所有的事都是公家的事，又不是我家的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原意是说，都拿着国家的俸禄，干嘛活都给我一个人干！诗的原意，和天子的财产权和无限权力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这句话几乎成了中国古代集权君主制执政的文化基因和理论基础。
儒家的君臣观，我们再听听孟子讲做臣子的价值观：
做臣子，应该做什么样的臣子呢？孟子把人臣分了四个等级，这四个等级，人品不同，价值观不同，他们的事业也就不同。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最低下的一等，是事奉国君个人的。
政治是个人的，政治决策的背后，往往首先是决策者个人的需求和利欲。
这种人就深刻认识到，并紧紧的抓住这一点，他们也是想国君所想，急国君所急，为国君所欲为，尽心尽力，全力以赴讨国君欢心。但是，他们可不管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专在讨国君欢心上着力。如果国君做得不对，他也曲意阿谀奉承，将国君陷于有过，他还会给他找理由开脱。如果国君想干的坏事，但还没好意思干出来，他就先意逢迎，鼓动他去干，唯恐不能投其所好。这样的人，一心只为讨好巴结，保全自己的禄位，至于君德之成败，国事之离乱，毫不关心。由于专注而无底线，他们往往也很“成功”。
孟子前面批评过：“今之大夫，逢君之恶。”这是讲“长君之恶”和“逢君之恶”的区别。长君之恶是什么呢，是君有过，你不能谏，那就助长了他的恶了。逢君之恶呢，更坏，君有过未萌，想干点坏事，但还干不出来，因为有良知啊，知道这样不对啊。这时候呢，你体贴地编出一套理论来，给他自圆其说，让他理直气壮的去干，这就是逢迎上去，把他送上邪路，逢君之恶。
以事奉国君个人利欲为事业的人，最终都会走向逢君之恶。
比事君之臣高一等的，是社稷之臣。他不是国君之臣，是社稷之臣，以安社稷为事业。小人之务悦其君，大臣之计安社稷，皆眷眷于此而不能忘也。
张居正说，小人悦君，是为自己谋身，谋富贵。大臣安社稷，是谋国，谋功名。谋国之臣，一则匡正君王，务使君德无阙，保国运于荣昌；二则济弱扶倾，务使民心不摇，而奠邦基于巩固。以一身任安危之寄，决大疑，戡大难，而劳怨不辞，以一身当利害之冲。事求可，功求成，而险阻不避，殚精竭力，眷眷焉惟社稷之安是图，必社稷安而后心始安，就如小人务悦其君一般，没有一刻一息能放松释怀。他的志向在于功名，专注在于报国，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也。
孟子说，社稷之臣固然忠正，但他的格局，也不免为一国之臣，还有更上一等，叫“天民”，民，没有官位就叫民，天民呢，是能全尽天理之民，其人品既高，自任甚重，固然也想大有作为，但是，因其重道之心，若不能行道，他必不肯轻易一试。如果不到兴道致治的时机，一般的功名不在他的眼里，宁肯遁世读书，也不参与政治，没世不为人知，也不后悔。
天民，是上天之民，不是一国一君之民，必能全尽天道，他才出手。不能全尽天道，他就不参与了。其人品之高，又更甚于社稷之臣。
不过，天民还不是最上一等，为什么呢，天民虽然要以道济天下，全尽天理，但毕竟还要计较出不出山，出不出手。最上还有一等，叫“大人”。什么是大人，大而化之之人，就是大人。大而化之，不是大大咧咧，是其道之大，把全天下都教化了，化育天下。大人身修道立，只是自尽正己之功，而德盛化神，其感化人之速，上而正其君，而不必形之讽议，下而正其民，而不必申之禁令。其功在社稷，但他又没为社稷操劳；其道济天下，而他也无意于行藏之迹。这就是大而化之之大人！
大人，是端正了自己，就天下万物，君臣上下，都随着他而端正的人！
专制君主和体制需要的，是人身依附的家臣，是无条件的对君主个人的忠诚。孟子却把事君之臣列为最低一等，说他们会滑向逢君之恶的罪恶。甚至社稷之臣，有独立人格的，但作为君的臣，也不是上档次的，孟子要做天民，做大人。朱元璋不恨死他才怪！朱元璋杀气腾腾地骂道：“使此老（孟子）在今日，宁得免耶！”
孟子压根就从来没有把自己当谁的臣子，他的梦想，是天下舍我其谁，我要开创“孟子时代”：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离开齐国，大概一路上兴致不高，弟子充虞就问：“老师好像不开心啊？之前我听老师说，君子之心，自得自足，就是不得于天，也不怨天；不合于人，也不尤人。现在老师不遇于齐，闷闷不乐，似乎有点怨尤的样子。”
孟子说：“此一时，彼一时也。不怨不尤这两句，是我平时经常诵读的孔子的话。当初没有出来做事，只是在家做学问，居仁由义，欣然自乐。现在希望出来得君行道，辅世安民，但是始终得不到施展，则上畏天命，下悲民苦，心中自然沉重。这不是怨天尤人，是悲天悯人。
“我为什么不开心呢？在这大变革的时代，没有找到仁君圣主，我的道不能行，总有些不能释然吧。大概这圣君贤相要相遇，也实在是很难！不过呢，也该到时候了！我听说，五百年必有一位圣君兴起，也必有一位名世之才来辅佐他！从周朝以来，已经七百多年了。论年数，已经超过了五百。论时势，正是天下乱极思治，有为之时。我寻寻觅觅，找到一个齐王，觉得他的国家实力，和不忍之心，都足以为善，但是又不遇而去，心里当然觉得失落啊！
“我想，这是上天的安排吧！大概上天还没有想要平治天下。如果要平治天下，那五百年出一个的仁君圣主是谁，我还不知道，但是能辅佐他的名世者，当今天下，除了我还能是谁！我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名世者，又称命世者，连起来就是命名世者，可以命名一个时代的人，比如邓小平时代，这就是名世者。孟子要开创孟子时代，舍我其谁，这是他胸怀天下的雄心壮志。
儒家的最基本的价值观，是找到一个明君来行自己的道，从来没有想过要听国君的话。在儒家的自我定位里，我的核心职责就两个：一是济世安民，二是匡正君王，国君是听我的话的，怎么要我听国君的话呢？我听国君的话，我不就成了奴才，成了小人了吗？
皇上要法家，官僚阶层要儒家，这是一对平衡，是儒家作为中国文化基因的基本原理和作用机理。在政治上，也形成了皇权和相权的分权与平衡。从朱元璋开始挑战这一平衡，到康雍乾形成皇权盛世，儒家的风骨就没落了，四书还在，但是小说和戏曲更接地气，皇上越过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联系群众，打造了一个服务皇权的民间新儒家，战胜了儒家正统。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朱元璋灭孟之后，中国进入明清奴才时代，人臣越来越大气不敢出了，形成新的三字经：
奴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