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唐宋两朝的宰相是比较有典型意义的，特别是在唐代，发展出了一套给低级官员（四品到五品）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者“同中书门下三品”而行使宰相权责的所谓低阶宰相，从而使以上所说的那种，“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宰相定义不再适合。
从尚书令到“同中书门下三品”
众所周知，唐代草建初期，大部分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并初步建立起了三省六部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个人开府的三公逐渐淡出而成为荣衔，基本上形成了以尚书省长官为宰相的制度，而同时在内廷形成了中书和门下两省作为皇权的咨询和审查机构，帮助皇帝行使权力。
随着隋朝开始，中书和门下两省移出皇城，在摸索和完善的过程中，终于在唐初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省制过程，这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但事实上，这样的过程是逐渐形成的，在开始的时候，由于六部其实是尚书省的属部，事实上尚书省和尚书省长官仍然是事无不总的真宰相，而中书省和门下省长官并没有起到一直这种权利的作用。
在太宗朝开始，因为尚书令因为官高不授于人，这时尚书省就以左右尚书仆射为省长官，所以尚书省左右长官就获得了法律地位上的宰相的身份。而同时，作为中书省长官的中书令和作为门下省长官的侍中同样作为事宰相的身份。同时皇帝为宰相专门设置了政事堂作为宰相议政和处理事务的专用场所。
在这里就要谈到第一个宰相的称呼，就是“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来历（武周时改称为“同凤阁鸾台三品）。早年虽然说左右仆射和中书令侍中都是宰相，但是从官位上来说，尚书左右仆射事从二品的高官，而侍中和中书令都只是正三品。早年侍中和中书令在朝官的排列甚至在尚书六部尚书之后。即使到中唐以后开始作为宰相只为的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一开始的排列也在六部尚书之后。所以和后来给低阶官员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以提高官位不同，“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目的正是提高侍中和中书令的身份使他们和获得和尚书左右仆射相同的地位。贞观十七年(643)，李勣为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此号第一次出现。其后，以此衔为参政标志，虽本官品级高于三品者也要加此衔才得为宰相。
“同三品”一衔，高宗、武后、中宗时期使用最多，玄宗时已逐渐减少。肃宗至德二载(757)李麟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此衔最后一次授任。
侍中与中书令
随着三省制度的变迁，宰相地位实际是随着三省地位的变动而变动的。由于门下省拥有三省中最重要的批驳封还奏折和诏令的权力，而且早期的政事堂都是设在门下省内，而且随着左右仆射逐渐成为奖赏功勋老臣的荣誉性官位，不再管理省务也逐渐退出宰相的行列，尚书省长官逐渐落在官位较低的尚书左右丞上。所以逐渐在唐朝前期形成了以门下省为核心的三省的运作体制。
这种变迁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中书省和门下省长官的首相地位的最终确立。龙朔二年四月四日。改侍中为东台左相，中书令为西台右相。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又分别改为左相和右相，也就是确认了两者左右丞相的身份。尚书仆射的相权自贞观末年即已开始削弱，到玄宗时，已完全被排除于宰相行列之外。
中书令地位的提高
唐代中期宰相制度最大的变化就是促成了中书令作为首相地位的确立。而产生这个结果，又是由以下三方面组成的。其一是裴炎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其二，是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置中书门下之印。其三则是姚崇、李林甫和杨国忠数代权臣以中书令长期操控国政。
公元683年，高宗去世，裴炎以侍中升迁为中书令，并将原来设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转移到中书省，从而使中书令开始在政事堂中处于主导的地位。政事堂迁移事件，使唐代政治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门下省在三省中的枢纽地位开始丧失。中书省职权开始由以前掌握军国之政令变为参议表章，于是逐渐由出令机关转变为政务裁决机关。
武则天执政之后，中书令以其在政事堂执笔的实际首相地位，在权力格局中的优势更为明显，从而成为核心的宰相。自裴炎以后，从侍中升迁成为中书令成为一个普遍模式，三省长官的平等和互相制约的格局被打破。
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则代表了政事堂逐渐摆脱了过去的那种仅仅代表宰相和议的场所的概念，而逐渐成为制度上的宰相的最高权力决策机构，从而形成了凌驾于三省之上的新的最高政务机关，这种体制而恰恰是建立在中书省的体制上的。大多数的中书省属官都成为了中书门下的堂后官，这也是在中书门下中书令的权力较大的一个直接原因。
其三则是玄宗朝各个权臣一直以中书令掌控国政。从开元早期的姚崇，到开元晚期的张九龄，再到天宝年间的李林甫和杨国忠，逐渐从制度上形成了一套，以中书令作为中央政府核心的运作体制。三省制度在玄宗朝出现了巨大的变革。
当然这种变革只是过渡性的，真正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的，还是那场内战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对宰相制度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唐帝国带来了一系列的全国规模的战争，也为统治带来的严重的新问题。为了适应新的体制下的政治，中唐以后，唐朝中央政府逐渐形成了一套以使职体制运作的中央体制。特别是在事关战争的财政方面。而在形成使职行政体制的过程中，不免对过去的三省六部制度和过去的宰相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经过战争冲击的尚书六部体制，其原本整齐划一的格局被打乱，尚书省部门机构被废止。战争带来的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使户部和兵部的重要性逐渐体现出来。再加上掌握官员考核的吏部诸司，而其他的二十多个司，比如司门都官屯田主客水部，大多废弃无事。尚书省的诸官逐渐成为新的使职制度下，官员的寄禄官而已。即使是六部重要的部门，也常常以他官判省事，而不再以本官处理事务。
尽管安史之乱结束后的代宗朝和德宗朝都采取过回复尚书省地位的努力，但是尚书省体制不再适应于一个对大多数国土失去控制，必须艰苦求存的一个新的中央政府的要求。仍旧再缓慢的衰弱中逐渐被历史淘汰。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回到宰相本身。随着宰相制度的发展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从中唐开始，出现了大量的以低阶官员出任宰相的现象，比如皇帝会委任中书舍人，给事中，或者御史中丞等中低阶关于出任宰相。这时，就出现了另一个，带有使职色彩的宰相称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然这个称呼的产生远早于这个时代，只是到这里开始才成为宰相的固定称谓，而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为宰相的名称，一直使用到北宋元丰改制。
安史之乱以后，宰相名号又有了变化。由于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升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为正二品，所以就废除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
“平章”意为评议辨别，引申为断决处理。受此衔者，即有在中书门下处理政事的职责。史载贞观四年，戴胄以民部尚书同平章国计；八年，左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令其病稍痊愈，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政事。这都是此衔出现的早期记录。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黄门侍郎郭侍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此以后，“同平章事”也成为宰相的衔号。开元以后，为仆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结果就不能参与宰相机务，而被挤出宰相行列。历史网“同三品”及“同平章事”都属差遣性质，本身并无品秩，任此职者必另兼职事官街。凡五品以上职事官经过皇帝授权即可充任，不受资历限制，这便于皇帝从中级官吏中选拔亲信以分相权。 “同平章事”则自永淳以后逐渐增多，至肃宗乾元元年(758)以后，成为以他官知政事者的唯一头衔。而原为当然宰相的三省长官之中，中书令、侍中在安史之乱以后，经常用来加授给元勋、上将，也逐渐变成虚衔。于是唐代后期及五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真宰相。此外，以节度使等而兼中书令、侍中或同平章事的也是虚衔，被称为使相。“同平章事”虽通常自五品以上官员中选拔，但拔充此职时，多转为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这是因为中书、门下两者始终是政府枢要机构之故。
从尚书令到“同中书门下三品”
众所周知，唐代草建初期，大部分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并初步建立起了三省六部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个人开府的三公逐渐淡出而成为荣衔，基本上形成了以尚书省长官为宰相的制度，而同时在内廷形成了中书和门下两省作为皇权的咨询和审查机构，帮助皇帝行使权力。
随着隋朝开始，中书和门下两省移出皇城，在摸索和完善的过程中，终于在唐初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省制过程，这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但事实上，这样的过程是逐渐形成的，在开始的时候，由于六部其实是尚书省的属部，事实上尚书省和尚书省长官仍然是事无不总的真宰相，而中书省和门下省长官并没有起到一直这种权利的作用。
在太宗朝开始，因为尚书令因为官高不授于人，这时尚书省就以左右尚书仆射为省长官，所以尚书省左右长官就获得了法律地位上的宰相的身份。而同时，作为中书省长官的中书令和作为门下省长官的侍中同样作为事宰相的身份。同时皇帝为宰相专门设置了政事堂作为宰相议政和处理事务的专用场所。
在这里就要谈到第一个宰相的称呼，就是“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来历（武周时改称为“同凤阁鸾台三品）。早年虽然说左右仆射和中书令侍中都是宰相，但是从官位上来说，尚书左右仆射事从二品的高官，而侍中和中书令都只是正三品。早年侍中和中书令在朝官的排列甚至在尚书六部尚书之后。即使到中唐以后开始作为宰相只为的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一开始的排列也在六部尚书之后。所以和后来给低阶官员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以提高官位不同，“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目的正是提高侍中和中书令的身份使他们和获得和尚书左右仆射相同的地位。贞观十七年(643)，李勣为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此号第一次出现。其后，以此衔为参政标志，虽本官品级高于三品者也要加此衔才得为宰相。
“同三品”一衔，高宗、武后、中宗时期使用最多，玄宗时已逐渐减少。肃宗至德二载(757)李麟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此衔最后一次授任。
侍中与中书令
随着三省制度的变迁，宰相地位实际是随着三省地位的变动而变动的。由于门下省拥有三省中最重要的批驳封还奏折和诏令的权力，而且早期的政事堂都是设在门下省内，而且随着左右仆射逐渐成为奖赏功勋老臣的荣誉性官位，不再管理省务也逐渐退出宰相的行列，尚书省长官逐渐落在官位较低的尚书左右丞上。所以逐渐在唐朝前期形成了以门下省为核心的三省的运作体制。
这种变迁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中书省和门下省长官的首相地位的最终确立。龙朔二年四月四日。改侍中为东台左相，中书令为西台右相。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又分别改为左相和右相，也就是确认了两者左右丞相的身份。尚书仆射的相权自贞观末年即已开始削弱，到玄宗时，已完全被排除于宰相行列之外。
中书令地位的提高
唐代中期宰相制度最大的变化就是促成了中书令作为首相地位的确立。而产生这个结果，又是由以下三方面组成的。其一是裴炎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其二，是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置中书门下之印。其三则是姚崇、李林甫和杨国忠数代权臣以中书令长期操控国政。
公元683年，高宗去世，裴炎以侍中升迁为中书令，并将原来设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转移到中书省，从而使中书令开始在政事堂中处于主导的地位。政事堂迁移事件，使唐代政治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门下省在三省中的枢纽地位开始丧失。中书省职权开始由以前掌握军国之政令变为参议表章，于是逐渐由出令机关转变为政务裁决机关。
武则天执政之后，中书令以其在政事堂执笔的实际首相地位，在权力格局中的优势更为明显，从而成为核心的宰相。自裴炎以后，从侍中升迁成为中书令成为一个普遍模式，三省长官的平等和互相制约的格局被打破。
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则代表了政事堂逐渐摆脱了过去的那种仅仅代表宰相和议的场所的概念，而逐渐成为制度上的宰相的最高权力决策机构，从而形成了凌驾于三省之上的新的最高政务机关，这种体制而恰恰是建立在中书省的体制上的。大多数的中书省属官都成为了中书门下的堂后官，这也是在中书门下中书令的权力较大的一个直接原因。
其三则是玄宗朝各个权臣一直以中书令掌控国政。从开元早期的姚崇，到开元晚期的张九龄，再到天宝年间的李林甫和杨国忠，逐渐从制度上形成了一套，以中书令作为中央政府核心的运作体制。三省制度在玄宗朝出现了巨大的变革。
当然这种变革只是过渡性的，真正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的，还是那场内战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对宰相制度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唐帝国带来了一系列的全国规模的战争，也为统治带来的严重的新问题。为了适应新的体制下的政治，中唐以后，唐朝中央政府逐渐形成了一套以使职体制运作的中央体制。特别是在事关战争的财政方面。而在形成使职行政体制的过程中，不免对过去的三省六部制度和过去的宰相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经过战争冲击的尚书六部体制，其原本整齐划一的格局被打乱，尚书省部门机构被废止。战争带来的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使户部和兵部的重要性逐渐体现出来。再加上掌握官员考核的吏部诸司，而其他的二十多个司，比如司门都官屯田主客水部，大多废弃无事。尚书省的诸官逐渐成为新的使职制度下，官员的寄禄官而已。即使是六部重要的部门，也常常以他官判省事，而不再以本官处理事务。
尽管安史之乱结束后的代宗朝和德宗朝都采取过回复尚书省地位的努力，但是尚书省体制不再适应于一个对大多数国土失去控制，必须艰苦求存的一个新的中央政府的要求。仍旧再缓慢的衰弱中逐渐被历史淘汰。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回到宰相本身。随着宰相制度的发展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从中唐开始，出现了大量的以低阶官员出任宰相的现象，比如皇帝会委任中书舍人，给事中，或者御史中丞等中低阶关于出任宰相。这时，就出现了另一个，带有使职色彩的宰相称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然这个称呼的产生远早于这个时代，只是到这里开始才成为宰相的固定称谓，而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为宰相的名称，一直使用到北宋元丰改制。
安史之乱以后，宰相名号又有了变化。由于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升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为正二品，所以就废除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
“平章”意为评议辨别，引申为断决处理。受此衔者，即有在中书门下处理政事的职责。史载贞观四年，戴胄以民部尚书同平章国计；八年，左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令其病稍痊愈，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政事。这都是此衔出现的早期记录。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黄门侍郎郭侍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此以后，“同平章事”也成为宰相的衔号。开元以后，为仆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结果就不能参与宰相机务，而被挤出宰相行列。历史网“同三品”及“同平章事”都属差遣性质，本身并无品秩，任此职者必另兼职事官街。凡五品以上职事官经过皇帝授权即可充任，不受资历限制，这便于皇帝从中级官吏中选拔亲信以分相权。 “同平章事”则自永淳以后逐渐增多，至肃宗乾元元年(758)以后，成为以他官知政事者的唯一头衔。而原为当然宰相的三省长官之中，中书令、侍中在安史之乱以后，经常用来加授给元勋、上将，也逐渐变成虚衔。于是唐代后期及五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真宰相。此外，以节度使等而兼中书令、侍中或同平章事的也是虚衔，被称为使相。“同平章事”虽通常自五品以上官员中选拔，但拔充此职时，多转为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这是因为中书、门下两者始终是政府枢要机构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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