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的特征是什么？法源于君对不对？
1.奴隶制时代法的特点。中国奴隶制时代，虽有成文法，但不向社会公布，以便于奴隶主贵族临事议制，任意施刑。奴隶主贵族还竭力假借神意，执行天罚，以增加司法镇压的威慑力量。至西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强调“明德慎罚”，以刑、德为二柄，由此而形成的用刑原则，对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奴隶制时代宗法血缘关系还有着深厚的基础，而宗法制度又与等级制度、分封制度密切联系，从而形成了家国相通、亲贵合一的政治体制。此外，奴隶制时代法峻刑残，毁伤肢体的肉刑是其基本的刑罚手段。
2. 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法律不受宗教影响，而强调遵循礼教，强调维护纲纪伦常。经过汉儒改造，礼融进了诸子中的可取成分， 成为指导立法、司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其要旨即是“三纲”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亲亲”“尊尊”的政治和伦理原则。在这种原则下， 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
3．特权法与等级法。
中国封建制的法，公开确认良贱不平等的法律地位。良贱既异制，同罪又异罚，贵族官僚享有公开的法定特权。同时又为特权等级设定了特殊的程序，以确保其权利不受损害。因此，封建法律的公平实际就是要求社会各阶级、阶层不得逾越法定的权利。
4．法自君出，权高于法。
中国古代社会中，先有强人政治，建立国家，然后产生法律。法律作为治理百姓的工具之一，作为德治的辅助手段而存在。这种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发展中占着主导地位。它的经济基础是封闭的、不发达的，没有自由竞争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动，归根到底要视统治者的重视程度、认识甚至兴趣而发展。它没有民主的政治传统，是强权政治的组成成分。
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着国家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皇帝的诏敕往往直接成为法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而法律一直是皇帝治理臣民的工具。皇帝又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死刑案件皆需皇帝裁决与批准。与专制制度日益强化的过程相适应，司法权越来越受行政权的掣肘。在中央，表现了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在地方，唐以后虽然强化了地方司法职能，但司法活动仍受上级行政长官的左右；省级以下则由府州县行政长官兼理司法， 融司法行政于一体。
5． 家族本位的伦理法治。
中国古代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 因此， 以家族为本位， 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和影响着整个社会。在封建的法律体系中，国家制定法居于主导地位，而调整家族关系的家族法规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家法族规以维护伦理关系特别是家长族长的权力为主要任务，在这方面与国家制定法具有一致性。
6．天理、国法、人情的协调统一。
法治是公平文明正义的体现。讲法治的时期，社会就安定、政治就清明、秩序就稳定，但实践中往往不能长久。因为它是统治的附庸、皇帝的侍臣、政治的工具。它的推行依然靠“势”、“术”，没有势无法施行法治，而且法治其实就是一种术，遇到权势往往就驻足不前、甚至“礼崩乐坏”。
汉初经过董仲舒将三纲神秘化，其后宋儒进一步将三纲奉为天理，以论证和鼓吹宗法政治等级制度的永恒性和不可侵犯性。天理通过国家立法而法律化了。与此同时， 封建统治提倡执法原情， 为了防止法与情的矛盾，历代统治者在立法上力图使亲情义务法律化。在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关系上协调统一。
7．重刑轻民。
中国古代在专制主义统治下， 维护国家利益重于维护私人利益， 加上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古代重公权而轻私权，重刑事而轻民事，历代主要的法典均为刑法典。由于重刑，使得刑法体系严密，刑罚手段残酷。重刑轻民使得人们私权的不发达，也决定了调整私权的法律规范的薄弱，无法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
8．注重吏治， 职官管理法自成体系。
官是管理国家的群体，是实现国家职能具有人格的工具，中国古代所说的人治， 实质就是官治。为了发挥官治的作用，就需要治官。为了以法治官，制定了较为完备的职官管理法，历***课官吏均有法定的标准， 以督励其尽职尽责。此外，还形成了严密的监察系统和监察法，以保证官僚队伍的整肃，维持必要的吏治。
9．无讼是求，调处息争。
无讼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的境界。为了减少诉讼，一方面提倡明德教化， 另一方面推行调处息争。由于中国古代宗法血缘关系的深厚和地缘关系的悠久影响，使得民间发生的诉讼可以经过调处达到息争的目的。 但有些调处特别是族内调处是带有强制性的，漠视了诉讼当事人的权利要求， 也造成了中国人诉讼权利观念的薄弱。
10．法典编纂体例上采用“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形式。
中国从法经开始到清末一直沿袭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法典编纂体例，其原因是和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习惯法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实际调整，以及专制制度的严酷统治分不开的。尽管在这个漫长过程中，行政法与民法逐渐趋于法典化，但在代表性的法典中，仍然是以刑法为主，涵盖了民事、行政、经济、司法等各个部门法。
11．制定法与判例法相互为用。
中国古代重视国家制定法， 成文的法典是传统法律的主要形式。 但在司法实践中也适用判例弥补律文的不足。早在先秦时期便适用判例，秦简中“廷行事” 就是一种判例形式。 此后， 如汉代的决事比， 宋朝的编例， 明清的律例并用， 都反映了判例法的重要地位。
2. 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法律不受宗教影响，而强调遵循礼教，强调维护纲纪伦常。经过汉儒改造，礼融进了诸子中的可取成分， 成为指导立法、司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其要旨即是“三纲”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亲亲”“尊尊”的政治和伦理原则。在这种原则下， 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
3．特权法与等级法。
中国封建制的法，公开确认良贱不平等的法律地位。良贱既异制，同罪又异罚，贵族官僚享有公开的法定特权。同时又为特权等级设定了特殊的程序，以确保其权利不受损害。因此，封建法律的公平实际就是要求社会各阶级、阶层不得逾越法定的权利。
4．法自君出，权高于法。
中国古代社会中，先有强人政治，建立国家，然后产生法律。法律作为治理百姓的工具之一，作为德治的辅助手段而存在。这种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发展中占着主导地位。它的经济基础是封闭的、不发达的，没有自由竞争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动，归根到底要视统治者的重视程度、认识甚至兴趣而发展。它没有民主的政治传统，是强权政治的组成成分。
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着国家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皇帝的诏敕往往直接成为法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而法律一直是皇帝治理臣民的工具。皇帝又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死刑案件皆需皇帝裁决与批准。与专制制度日益强化的过程相适应，司法权越来越受行政权的掣肘。在中央，表现了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在地方，唐以后虽然强化了地方司法职能，但司法活动仍受上级行政长官的左右；省级以下则由府州县行政长官兼理司法， 融司法行政于一体。
5． 家族本位的伦理法治。
中国古代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 因此， 以家族为本位， 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和影响着整个社会。在封建的法律体系中，国家制定法居于主导地位，而调整家族关系的家族法规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家法族规以维护伦理关系特别是家长族长的权力为主要任务，在这方面与国家制定法具有一致性。
6．天理、国法、人情的协调统一。
法治是公平文明正义的体现。讲法治的时期，社会就安定、政治就清明、秩序就稳定，但实践中往往不能长久。因为它是统治的附庸、皇帝的侍臣、政治的工具。它的推行依然靠“势”、“术”，没有势无法施行法治，而且法治其实就是一种术，遇到权势往往就驻足不前、甚至“礼崩乐坏”。
汉初经过董仲舒将三纲神秘化，其后宋儒进一步将三纲奉为天理，以论证和鼓吹宗法政治等级制度的永恒性和不可侵犯性。天理通过国家立法而法律化了。与此同时， 封建统治提倡执法原情， 为了防止法与情的矛盾，历代统治者在立法上力图使亲情义务法律化。在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关系上协调统一。
7．重刑轻民。
中国古代在专制主义统治下， 维护国家利益重于维护私人利益， 加上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古代重公权而轻私权，重刑事而轻民事，历代主要的法典均为刑法典。由于重刑，使得刑法体系严密，刑罚手段残酷。重刑轻民使得人们私权的不发达，也决定了调整私权的法律规范的薄弱，无法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
8．注重吏治， 职官管理法自成体系。
官是管理国家的群体，是实现国家职能具有人格的工具，中国古代所说的人治， 实质就是官治。为了发挥官治的作用，就需要治官。为了以法治官，制定了较为完备的职官管理法，历***课官吏均有法定的标准， 以督励其尽职尽责。此外，还形成了严密的监察系统和监察法，以保证官僚队伍的整肃，维持必要的吏治。
9．无讼是求，调处息争。
无讼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的境界。为了减少诉讼，一方面提倡明德教化， 另一方面推行调处息争。由于中国古代宗法血缘关系的深厚和地缘关系的悠久影响，使得民间发生的诉讼可以经过调处达到息争的目的。 但有些调处特别是族内调处是带有强制性的，漠视了诉讼当事人的权利要求， 也造成了中国人诉讼权利观念的薄弱。
10．法典编纂体例上采用“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形式。
中国从法经开始到清末一直沿袭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法典编纂体例，其原因是和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习惯法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实际调整，以及专制制度的严酷统治分不开的。尽管在这个漫长过程中，行政法与民法逐渐趋于法典化，但在代表性的法典中，仍然是以刑法为主，涵盖了民事、行政、经济、司法等各个部门法。
11．制定法与判例法相互为用。
中国古代重视国家制定法， 成文的法典是传统法律的主要形式。 但在司法实践中也适用判例弥补律文的不足。早在先秦时期便适用判例，秦简中“廷行事” 就是一种判例形式。 此后， 如汉代的决事比， 宋朝的编例， 明清的律例并用， 都反映了判例法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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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5-28
①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纲常名教成了立法与司法的指导原则，维护三纲五常成了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由汉至隋盛行的引经断狱，以突出的形式表现了儒家思想对于封建法制的强烈影响。中国封建法律与西方不同，西方中世纪法律体系中涂有神灵色彩的宗教法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起过维护“封建”统治的特殊作用。但在中国，早在奴隶制末期神权法思想已经发生动摇。在中国封建法律体系中，不存在中世纪西方国家那种宗教法规，儒家的纲常名教代替了以神为偶像的宗教。
②维护封建伦理，确认家族（宗族）法规。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因此，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入并影响着整个社会。封建法律不仅以法律的强制力 ，确认父权、夫权，维护尊卑伦常关系，并且允许家法族规发生法律效力。由宋迄清，形形色色的家内成文法是对国法的重要补充，在封建法律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③皇帝始终是立法与司法的枢纽。皇帝既是最高的立法者，所发诏、令、敕、谕是最权威的法律形式，皇帝可以一言立法，一言废法；皇帝又是最大的审判官，他或者亲自主持庭审，或者以“诏狱”的形式，敕令大臣代为审判，一切重案会审的裁决与死刑的复核均须上奏皇帝，他可以法外施恩，也可以法外加刑 。而同时期西方国 家中世纪在相当长时间里，各级封建领主都享有独立的立法权和司法权。
④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良、贱同罪异罚。中国封建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从曹魏时起，便仿《周礼》八辟形成“八议”制度。至隋唐已确立了“议”、“请”、“减”、“赎”、“官当”等一系列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从法律上划分良贱，名列贱籍者在法律上受到种种歧视，同样的犯罪，以“良”犯“贱”，处刑较常人相犯为轻；以“贱”犯“良”，处罚较常人为重。中国的封建法律，同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封建法律一样，是以公开的不平等为标志的。
⑤ 诸法合体 ，行政机关兼理司法 。中国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直到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兼有民事、行政和诉讼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的混合编纂形式，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直到20世纪初清末修律才得以改变。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央虽设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它的活动或为皇帝所左右 ，或受宰相及其他中央级别行政机关所牵制，很少有可能独立地行使职权。至于地方则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事务，二者直接合一。宋、明、清的路省一级虽专设司法官，实际仍是同一级行政机关的附庸。在整个封建时代，中央司法机关的权限不断分散，地方司法权限不断缩小，这是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的结果。
②维护封建伦理，确认家族（宗族）法规。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因此，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入并影响着整个社会。封建法律不仅以法律的强制力 ，确认父权、夫权，维护尊卑伦常关系，并且允许家法族规发生法律效力。由宋迄清，形形色色的家内成文法是对国法的重要补充，在封建法律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③皇帝始终是立法与司法的枢纽。皇帝既是最高的立法者，所发诏、令、敕、谕是最权威的法律形式，皇帝可以一言立法，一言废法；皇帝又是最大的审判官，他或者亲自主持庭审，或者以“诏狱”的形式，敕令大臣代为审判，一切重案会审的裁决与死刑的复核均须上奏皇帝，他可以法外施恩，也可以法外加刑 。而同时期西方国 家中世纪在相当长时间里，各级封建领主都享有独立的立法权和司法权。
④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良、贱同罪异罚。中国封建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从曹魏时起，便仿《周礼》八辟形成“八议”制度。至隋唐已确立了“议”、“请”、“减”、“赎”、“官当”等一系列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从法律上划分良贱，名列贱籍者在法律上受到种种歧视，同样的犯罪，以“良”犯“贱”，处刑较常人相犯为轻；以“贱”犯“良”，处罚较常人为重。中国的封建法律，同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封建法律一样，是以公开的不平等为标志的。
⑤ 诸法合体 ，行政机关兼理司法 。中国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直到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兼有民事、行政和诉讼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的混合编纂形式，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直到20世纪初清末修律才得以改变。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央虽设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它的活动或为皇帝所左右 ，或受宰相及其他中央级别行政机关所牵制，很少有可能独立地行使职权。至于地方则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事务，二者直接合一。宋、明、清的路省一级虽专设司法官，实际仍是同一级行政机关的附庸。在整个封建时代，中央司法机关的权限不断分散，地方司法权限不断缩小，这是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