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祭欧阳文忠公文
王安石 〔宋代〕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
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译文
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事情,还不一定成功,何况天理渺茫不可捉摸,又怎么能把它推测知晓呢!
先生在世时,闻名于当代;先生死后,有著述流传后世。有这样的成就已经可以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悲切的呢!先生才能深厚,见识高远,加以精微的学术功力,因此作为文章,发为议论,豪放、强劲,英俊、奇伟,神奇、巧妙、灿烂、美好。在心胸中的才力,浩大有如江水的积储;发为文章,明亮有如日月的光辉。那清亮幽雅的韵调,凄凄切切如急雨飘风的突然来到;雄伟博大的辩论,明快敏捷如轻车骏马奔驰。世上的学者,不问他是否熟识先生,只要读到他的著作,就能知道他的为人。
唉!先生做官四十年来,官位升升降降,外贬又召回,使人感到人世道路的崎岖不平。虽然处境艰难困苦,到边远州郡流放,但到底不会埋没无闻,因为是是非非,自有公论。既经压抑,再又起用,就名闻全国。先生果敢刚正的气节,到老年还是保持不衰。
当仁宗皇帝在朝的最后几年,考虑到他身后的事情,曾经说过,像先生这样的人才,可以把国家的前途委托。后来确定方针,从容行动,当机立断,辅助今上即位,真可说是千载难逢的大事一朝决定。功成名就,不自居有功而请求退职,从出任官职,到居家隐处,这样的精神,想决不会随着躯体消灭,而长留在箕山之旁与颍水之滨。
现今全国上下的人士,都在为先生的逝去而哭泣哽咽,何况我是同朝的士大夫,长期交游往来,失去的并且又是我向来仰慕而亲近的人呢!
啊!事物兴盛衰废的规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伫立风中怀念,情感上不能忘却,一想到今后再也看不到先生您了,那么我能去追随谁呢?
创作背景
王安石早年得到欧阳修的举荐、提拔,虽然他政治主张与欧阳修观点不同,但他很是感激欧阳修的。公元1072年八月,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退居之地——颍州去世,享年66岁。王安石当时在京为相,闻讯后写下这篇祭文。
赏析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
王安石 〔宋代〕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
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译文
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事情,还不一定成功,何况天理渺茫不可捉摸,又怎么能把它推测知晓呢!
先生在世时,闻名于当代;先生死后,有著述流传后世。有这样的成就已经可以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悲切的呢!先生才能深厚,见识高远,加以精微的学术功力,因此作为文章,发为议论,豪放、强劲,英俊、奇伟,神奇、巧妙、灿烂、美好。在心胸中的才力,浩大有如江水的积储;发为文章,明亮有如日月的光辉。那清亮幽雅的韵调,凄凄切切如急雨飘风的突然来到;雄伟博大的辩论,明快敏捷如轻车骏马奔驰。世上的学者,不问他是否熟识先生,只要读到他的著作,就能知道他的为人。
唉!先生做官四十年来,官位升升降降,外贬又召回,使人感到人世道路的崎岖不平。虽然处境艰难困苦,到边远州郡流放,但到底不会埋没无闻,因为是是非非,自有公论。既经压抑,再又起用,就名闻全国。先生果敢刚正的气节,到老年还是保持不衰。
当仁宗皇帝在朝的最后几年,考虑到他身后的事情,曾经说过,像先生这样的人才,可以把国家的前途委托。后来确定方针,从容行动,当机立断,辅助今上即位,真可说是千载难逢的大事一朝决定。功成名就,不自居有功而请求退职,从出任官职,到居家隐处,这样的精神,想决不会随着躯体消灭,而长留在箕山之旁与颍水之滨。
现今全国上下的人士,都在为先生的逝去而哭泣哽咽,何况我是同朝的士大夫,长期交游往来,失去的并且又是我向来仰慕而亲近的人呢!
啊!事物兴盛衰废的规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伫立风中怀念,情感上不能忘却,一想到今后再也看不到先生您了,那么我能去追随谁呢?
创作背景
王安石早年得到欧阳修的举荐、提拔,虽然他政治主张与欧阳修观点不同,但他很是感激欧阳修的。公元1072年八月,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退居之地——颍州去世,享年66岁。王安石当时在京为相,闻讯后写下这篇祭文。
赏析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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