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什么说商鞅是千古罪人?商鞅究竟错在哪里？

司马迁说商鞅是千古罪人？司马迁不喜欢商鞅这一点没错，甚至还说商鞅是“残忍少恩”的人，这更多是多商鞅这个人人格的否定，至于司马迁评价商鞅是“千古罪人”？个人觉得这么说还是不太准确。

商鞅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家思想家们，毋庸置疑，都是难得的人才。他睿智，一双眼睛可以“穿透”人的皮囊，继而从浅显的“个性”中发掘人性的“共性”。于是，法家思想家们在“驭下”这一是事情上确实是有一套的。比如后世的韩非子就曾以“人皆自为”出发，指出了君主需要以此利用好“法术势”的统治手段，继而促使百姓不可欺君罔上。

但是，睿智如商鞅、韩非等法家思想家，最后的下场大多惨烈，甚至还有司马迁这样的“大家”指责“商鞅”，这是为何？

如果说“错”，商鞅能称得上“错”吗？他只是在某种道德评价中，被评价为“不仁”。商鞅的许多学说“太冰冷”，他将人性中展现的诸如“利己”这样的规律，仅仅当作“规律”来用。而运用“规律”的人，就如这“规律”一样，不带人于伦理社会中的“情感”。于是，商鞅的学说在儒家之“仁义礼智”这般体系中，颇有些“不仁”。

而商鞅学说的“冰冷”、对人性的利用，比如利用人“趋利避害”的特点，提倡“重罚轻赏”，多少也促成了后世司马迁认为他“残忍少恩”。

关于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我们从《史记》一书中就能看到其激烈的批判：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从这段话中，我们知道，在司马迁眼里，商鞅“残忍少恩”，有些个刻薄。司马迁指出，当年商鞅用“帝王之道”游说秦孝公，这并不是他本身的才能，不过是“虚饰浮说”，而后，他凭借国君宠臣的推荐被重用，一得到君主信任就对公子虔施加刑罚、欺骗公子昂，不听赵良规劝。

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的眼里，商鞅得到君主的重用，不是“真才干”，而是凭借“好口才”以及“人脉”。在司马迁看来，商鞅一受重用就惩罚这个、欺骗那个，以此他评价商鞅独断专行、“残忍少恩”。

从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更多就商鞅“做人”上对其予以“否定”，说他是一个残忍、心狠、不知感恩的存在。于此，我们还不能说，商鞅在司马迁眼里上升到“千古罪人”的层面，只能说，司马迁不喜欢杀伐过重、功利心重的人，而在他眼里，商鞅便是这样的存在。

司马迁对于商鞅的评价，是有他的立足点的。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心之所向的“理想人格”，而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更多是建立在“人格”上的“善恶”评价。看待商鞅，我们只能说司马迁不喜欢“商鞅”，觉得商鞅的行事风格太“冰冷”，甚至有些“狠辣”。至于司马迁认为商鞅是“千古罪人”？这就夸张了，还没到这一步。

那么对于商鞅，我们该如何看待？每一位思想家都有其独特的特点，他们的思想体系，都有其立足点。要想获得古代先哲思想精华，不宜进行“善恶”的道德评价。

这个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我们在生活中，所谓善恶、黑白，这之间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僵化、强行分开，才容易催生最大的恶---即道德绑架。

若是要学习商鞅的思想，那么就要充分理解商鞅所处的时期、商鞅提出一些观点时他的“任务”是什么？简单说说，商鞅在世时，做的类似“变法”大事，虽冰冷，但他的“任务”是振兴被那个在中国版图西北角落、被其它诸侯国称为“夷狄”的秦国。事实上，商鞅做到了。而能够做到这一点，儒家的孔子、道家的老子，都未必能行。注意，这里不是说孔子、老子不如“商鞅”，而是就秦国当时的环境，两位圣人的学说、观点，不适合秦国。

或许对于当时的“秦国”，商鞅的法子，才是客观情境下相对“有用”的。所以，商鞅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他的才干，绝对不是说说而已。

至于人格方面的“善恶”？举个例子，百年以前，寡居女子改嫁视为“不良”，即“恶”；现如今，盲目守寡说不定还会被指“不自爱”。善和恶，在某些历史时期，就某些事情，还真可以“对调”。

所以，对于商鞅的“人格品性”怎么样，个人觉得，我们后人轻易评价还是显得太“浅”。

试问，“眼见未必为实”，我们又如何笃定一个我们不曾见过、亲自接触过之人是“真善美”还是“假丑恶”呢？有人说这是不是太“小心了”？个人觉得，在评价先哲时，我们需要这样的“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