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李鸿章二十四岁由科举入仕，遇乱世而兴于行伍，因中兴之功居疆臣之首，以相国之权经营洋务，致死方休，凡五十五年。
这五十五年，是数千年来中华帝国最为危机深重的年代。内忧外患，罕有宁日。李鸿章平内乱御外敌，几以一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为帝国视为最后长城。然近世以来，国人皆以国贼视李鸿章。直至他死近百年后，才有一个同乡后学称他为“内说昏君、外御强敌的杰出政治家外交家”。我不绝对地赞同这个观点，但绝对不反对。李鸿章作为一介文人，所走的路迥异于历史上的其他文人，这是拜历史所赐。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体现出来的政治思想，绝对是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先进而有远见的。
李鸿章的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守和局，保疆土”。“保疆土”是目的，“守和局”是前提。李鸿章1847年中进士，他不可能不知道鸦片战争的炮声和帝国面临的重重危机：海外列强环伺，海内积弊已久，险象环生。他作为一个帝国的臣民，对大清帝国有着强烈的心理认同感的归属感（这一点，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有论述）：既然入朝事君，就有责任帮助王朝分忧解难，此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是帝国重臣！这里显然有中国文人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在里面。而不久，太平天国事起，李鸿章投笔从戎，回乡办团练，始入行伍。后来兴于湘军，创立淮军，接连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直至同治九年（1870）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军功而封疆，在中兴诸臣中并不鲜见，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皆属此类。然惟李鸿章的政治思想最为成熟，在帝国历史的后期作用也最大。
从思想核心的“守和局，保疆土”发散出去，是作为前提的“守和局”。“守和局”有两大块面的含义，其一是对外守和局，为帝国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其二是对内守和局，镇压起义，理平国内秩序。在此基础上，创办洋务，发展国内工业；推行新法，改革陈旧体制。
作为一个有着国际眼光的政治家，李鸿章深知外守和局的重要性。外守和局，既是与海外修好，不言战事；也是开埠通商，互通有无。鸦片战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后果，李鸿章不会不知。所以当他身当大任，便会以此为鉴，尽量避免与列强兵戎相见。帝国问题众多，必须平一平心绪慢慢调理。一味与列强起兵言战，则内乱何时穷了？况战则又败必割地赔款，于过国何益？这些问题，李鸿章肯定想过：院子太大太乱了，那么先跟邻居搞好关系，打理好自己的院子再说。更何况，一旦开战，将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外守和局，对老百姓来说，是件好事。外守和局的第二曾意思是开埠通商，互通有无。李鸿章明白，洋人是打不走的，他们所图者，唯利而已。开埠互市，让洋人和平获利，免得话不投机又动刀兵。同时，中国也能借互市而互利，取人之长，何乐而不为？李鸿章看到的远远不止这些，这就是他的前瞻性了。请看一份奏折：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境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
看看，李鸿章甚至看到，互市搞得好，能使地球“胥聚于中国”！这等眼光，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见其落伍。当然，作为中兴诸臣中外交能力最为出众的一位，李鸿章不是没有看出国际交往的本质。比如，他在另一份奏折中这样写道：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尤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完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佯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百年以前，李中堂，即已看出列强的本来面目：“佯托和好”是表象，“阴怀吞噬”是目的；手段是“一国生事，诸国构煽”。这些话，不但在百年之前的清帝国罕有言者，即使在今天，也属振聋发聩之声。
一切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李鸿章的政治思想中，对外修好、开市互利只是守和局的一个层次，更主要的是内政。经过太平天国战火的李鸿章深知，没有什么比内乱（内战）更误国的了。所以李鸿章对内乱毫不手软：在与湘军合力绞杀了太平天国后，他又率淮军镇压了捻军，然后“剿平北山土匪”，平定天津教案。他必须打整出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光理平国内秩序还不够，还必须兴办洋务实业兴国。早在淮军进入上海不久，他便兴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洋枪三局，然后又建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同时，一大批洋务企业在中兴诸臣的支持下兴办起来。这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开端。而后，李鸿章又建立轮船招商总局，开矿，办学堂，修铁路。洋务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留下的民族工业的点点星火，却让数代中国人一直受益。作为“守和局”的主要军事手段，李鸿章建立了一支一度雄居亚洲第一位的近代舰队：北洋水师；同时还编练了一批新式陆军。我个人一直认为，李鸿章最称得上政治家手笔的，是与曾国藩合疏选幼童赴美留学，这一举动，为整个中华民族培养了一批先进人才。清史稿在论及李鸿章的施政作为时说，“思以西国新法导中国以求自强”。送幼童赴美，正是为了培养一代受西方教育、明西方法度的青年。只有培养了这样一代人，变法改制才有根基，新法新政才有社会基础。遗憾的是，各方势力的争斗，使得幼童留学一事半途夭折，不能竟厥功，实为一大憾事。所以当1895年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时，李鸿章居于后党反对变法就可以解释了：少年天子一使脾气，改革新政，有多少人能够领会其意，并能够由衷地执行？虽然当时中国被迫“开放”已经五十余年，长在人们脑子里的，除了君臣父子，难道还会有民主自由？孱弱的病人用猛药，能经受得住么？一旦国内局势失控，怎么还能“保疆土”？不过，到临死时，李鸿章已深感帝国江河日下，自己独臂难支，因此他不得不在遗折中祈求太后、皇帝能够“举行新政，力图自强”。这是后话。
李鸿章“守和局，保疆土”的政治思想，放到今天，也不见落后。把他的思想转换成现代政治话语就是：睦邻友好，争取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开放市场，参与国际贸易；维持国内局势的稳定，积极发展经济；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地改革政制。这与今天的“韬光养晦不举旗，埋头苦干求发展”何其神似！更可贵的是，改革政制这个命题，李鸿章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
我一向反对用某种纯粹的片面的阶级观点看历史，对李鸿章就是这样。你可以说他镇压起义、反动历史，他是身为人臣、恪守本职；你可以说他避战自保、丧师失地，他是外缓恶战、力图内治；你可以说他城下立约、丧权辱国，他是抱残守缺、力纾国难。英雄尚有气短时，只可叹清王朝已是摇摇欲倒的千年老屋，已非一个裱糊匠修修补补所能挽救的。庙堂上诸公衮衮，纵横捭阖于列强间，只有一人；江湖中众生芸芸，千夫唾骂为卖国贼，也只一人。
李鸿章，生在中华帝国最危险最动荡的年代，他每次出场，都是“安危之所系”，他每一次承担，都是“人情之所最难堪”。人们在骂？由他们骂去！受国大任，死而后已。在他死前不久，给远在上海的盛宣怀写了一首诗：
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封尘。
经营富庶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人。
濒死之言，当属由衷。李鸿章之所以能背着骂名救国于危亡，不过是为了做个“贤臣”，其根本的心理出发点，只是为了“酬圣主”——最传统的中国文人心理。
这五十五年，是数千年来中华帝国最为危机深重的年代。内忧外患，罕有宁日。李鸿章平内乱御外敌，几以一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为帝国视为最后长城。然近世以来，国人皆以国贼视李鸿章。直至他死近百年后，才有一个同乡后学称他为“内说昏君、外御强敌的杰出政治家外交家”。我不绝对地赞同这个观点，但绝对不反对。李鸿章作为一介文人，所走的路迥异于历史上的其他文人，这是拜历史所赐。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体现出来的政治思想，绝对是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先进而有远见的。
李鸿章的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守和局，保疆土”。“保疆土”是目的，“守和局”是前提。李鸿章1847年中进士，他不可能不知道鸦片战争的炮声和帝国面临的重重危机：海外列强环伺，海内积弊已久，险象环生。他作为一个帝国的臣民，对大清帝国有着强烈的心理认同感的归属感（这一点，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有论述）：既然入朝事君，就有责任帮助王朝分忧解难，此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是帝国重臣！这里显然有中国文人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在里面。而不久，太平天国事起，李鸿章投笔从戎，回乡办团练，始入行伍。后来兴于湘军，创立淮军，接连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直至同治九年（1870）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军功而封疆，在中兴诸臣中并不鲜见，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皆属此类。然惟李鸿章的政治思想最为成熟，在帝国历史的后期作用也最大。
从思想核心的“守和局，保疆土”发散出去，是作为前提的“守和局”。“守和局”有两大块面的含义，其一是对外守和局，为帝国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其二是对内守和局，镇压起义，理平国内秩序。在此基础上，创办洋务，发展国内工业；推行新法，改革陈旧体制。
作为一个有着国际眼光的政治家，李鸿章深知外守和局的重要性。外守和局，既是与海外修好，不言战事；也是开埠通商，互通有无。鸦片战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后果，李鸿章不会不知。所以当他身当大任，便会以此为鉴，尽量避免与列强兵戎相见。帝国问题众多，必须平一平心绪慢慢调理。一味与列强起兵言战，则内乱何时穷了？况战则又败必割地赔款，于过国何益？这些问题，李鸿章肯定想过：院子太大太乱了，那么先跟邻居搞好关系，打理好自己的院子再说。更何况，一旦开战，将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外守和局，对老百姓来说，是件好事。外守和局的第二曾意思是开埠通商，互通有无。李鸿章明白，洋人是打不走的，他们所图者，唯利而已。开埠互市，让洋人和平获利，免得话不投机又动刀兵。同时，中国也能借互市而互利，取人之长，何乐而不为？李鸿章看到的远远不止这些，这就是他的前瞻性了。请看一份奏折：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境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
看看，李鸿章甚至看到，互市搞得好，能使地球“胥聚于中国”！这等眼光，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见其落伍。当然，作为中兴诸臣中外交能力最为出众的一位，李鸿章不是没有看出国际交往的本质。比如，他在另一份奏折中这样写道：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尤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完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佯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百年以前，李中堂，即已看出列强的本来面目：“佯托和好”是表象，“阴怀吞噬”是目的；手段是“一国生事，诸国构煽”。这些话，不但在百年之前的清帝国罕有言者，即使在今天，也属振聋发聩之声。
一切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李鸿章的政治思想中，对外修好、开市互利只是守和局的一个层次，更主要的是内政。经过太平天国战火的李鸿章深知，没有什么比内乱（内战）更误国的了。所以李鸿章对内乱毫不手软：在与湘军合力绞杀了太平天国后，他又率淮军镇压了捻军，然后“剿平北山土匪”，平定天津教案。他必须打整出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光理平国内秩序还不够，还必须兴办洋务实业兴国。早在淮军进入上海不久，他便兴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洋枪三局，然后又建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同时，一大批洋务企业在中兴诸臣的支持下兴办起来。这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开端。而后，李鸿章又建立轮船招商总局，开矿，办学堂，修铁路。洋务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留下的民族工业的点点星火，却让数代中国人一直受益。作为“守和局”的主要军事手段，李鸿章建立了一支一度雄居亚洲第一位的近代舰队：北洋水师；同时还编练了一批新式陆军。我个人一直认为，李鸿章最称得上政治家手笔的，是与曾国藩合疏选幼童赴美留学，这一举动，为整个中华民族培养了一批先进人才。清史稿在论及李鸿章的施政作为时说，“思以西国新法导中国以求自强”。送幼童赴美，正是为了培养一代受西方教育、明西方法度的青年。只有培养了这样一代人，变法改制才有根基，新法新政才有社会基础。遗憾的是，各方势力的争斗，使得幼童留学一事半途夭折，不能竟厥功，实为一大憾事。所以当1895年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时，李鸿章居于后党反对变法就可以解释了：少年天子一使脾气，改革新政，有多少人能够领会其意，并能够由衷地执行？虽然当时中国被迫“开放”已经五十余年，长在人们脑子里的，除了君臣父子，难道还会有民主自由？孱弱的病人用猛药，能经受得住么？一旦国内局势失控，怎么还能“保疆土”？不过，到临死时，李鸿章已深感帝国江河日下，自己独臂难支，因此他不得不在遗折中祈求太后、皇帝能够“举行新政，力图自强”。这是后话。
李鸿章“守和局，保疆土”的政治思想，放到今天，也不见落后。把他的思想转换成现代政治话语就是：睦邻友好，争取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开放市场，参与国际贸易；维持国内局势的稳定，积极发展经济；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地改革政制。这与今天的“韬光养晦不举旗，埋头苦干求发展”何其神似！更可贵的是，改革政制这个命题，李鸿章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
我一向反对用某种纯粹的片面的阶级观点看历史，对李鸿章就是这样。你可以说他镇压起义、反动历史，他是身为人臣、恪守本职；你可以说他避战自保、丧师失地，他是外缓恶战、力图内治；你可以说他城下立约、丧权辱国，他是抱残守缺、力纾国难。英雄尚有气短时，只可叹清王朝已是摇摇欲倒的千年老屋，已非一个裱糊匠修修补补所能挽救的。庙堂上诸公衮衮，纵横捭阖于列强间，只有一人；江湖中众生芸芸，千夫唾骂为卖国贼，也只一人。
李鸿章，生在中华帝国最危险最动荡的年代，他每次出场，都是“安危之所系”，他每一次承担，都是“人情之所最难堪”。人们在骂？由他们骂去！受国大任，死而后已。在他死前不久，给远在上海的盛宣怀写了一首诗：
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封尘。
经营富庶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人。
濒死之言，当属由衷。李鸿章之所以能背着骂名救国于危亡，不过是为了做个“贤臣”，其根本的心理出发点，只是为了“酬圣主”——最传统的中国文人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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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4-12-28
1、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开展洋务运动的思想主张。安庆内军械所2、废除科举制，创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兴学校，改革官制。戊戌变法3、新文化运动4、民族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政治革命：废除君主专制，建立共和。辛亥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