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4-30
取新出之金石文物与传世典籍相比勘，订正讹误，早已内化为历代学人自觉遵循取法的学术范式。尽管现代考古学是一门从西方舶来的学问，但传统金石学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取向。传统金石学对于出土碑刻的重视，盖源于“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这一信念，即相信出土碑志由于切近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足以纠订后世史家因偏见或无知所可能造成的种种谬误，强调借助于出土文献与传统文献之间的互相印证，发掘历史的真相。但现代史家可能更倾向于认为，任何历史文本的形成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碑传与史传虽然形成的时间有先后，但对于两者间记载的差异未必定能做出非此即彼的裁判。如果我们努力回复到历史文本形成的情境中去，或能关注到不同书写背后的复杂动因，从而发现历史人物形象塑造中的“层累”特征。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由于传主身份与经历的传奇性，引起了远超学界层面的瞩目。我们或可以这位传奇女性的生平为例，分梳碑传与史传不同记载的源流，揭示在当时与后世，因种种原因，上官婉儿的形象如何被不断地构建、涂抹与重塑。一般读者对于上官婉儿生平的了解，主要依赖于新旧《唐书》中寥寥数百字的传记，尽管随着墓志的出土，我们对于上官婉儿的生平较之以往有了更丰富的认识，但总体而言，关于其人，留存的史料总量仍相当有限。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墓志、神道碑及《上官昭容集序》是上官婉儿被杀之后，最初形成的一批史料，但并不意味着其具有天然的可靠性，志文中对上官婉儿生平的描述无疑是景云初年特定背景中的产物。而借助上官婉儿墓志发现的契机，系统地分梳其生平各种记载的源流及可信度，呈现碑传与史传文本形成的不同情境，探讨书写差异背后的背景，或可丰富我们对中宗时代及上官婉儿本人生平复杂性的认识。
第2个回答 2022-04-30
《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为初唐文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墓志中有一半的篇幅记载其家世情况，为我们从家族文学的层面研究初唐文学的演进提供了难得的实证材料。
一、上官氏家族的政治浮沉与文学传承
我们先从《上官婉儿墓志》谈起。2013年8月至9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邓村发掘了唐昭容上官氏墓，出土墓志一合，这就是著名宫廷女诗人上官婉儿的墓志。墓志几乎占了一半的篇幅叙述其家世，这在唐代墓志中是不多见的。这样的叙述展示了上官氏家族在初唐政坛和文坛上的显要位置。
二、上官氏家族与初唐诗歌的演进
唐代的诗歌史一般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初唐时期又是绵延时间较长的特定时段，这一时期宫廷诗歌的发展呈现一枝独秀的局面，与当时的宫廷环境、诗人群体和文柄主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前后衔接的数十年的诗歌发展进程中，上官仪和上官婉儿嫡亲祖孙相继主宰文柄，成为最值得关注的现象。
上官仪，字游韶，陕州人。贞观初，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学士，迁秘书郎。上官仪以文才受到太宗的赏识，曾参与太宗诏修的《晋书》，以至于太宗私宴也要让他参加。他在创作实践中总结了律诗对偶的规律，创立了“六对”、“八对”之说，对当时的科举考试与诗歌普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的诗也风靡全国，时人不断仿效，称为“上官体”。到太宗贞观末期，活跃于文坛的曾担任过文馆学士的诗人以及具有诗人身份的重臣如欧阳询、刘孝孙、岑文本、魏征、高士廉、杨师道、房玄龄、李百药等相继去世，上官仪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坛宗主。
高宗即位，上官仪为秘书监，龙朔二年（662）十月，又由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入相。这时距太宗去世已有十三年。唐刘 《隋唐嘉话》记载：“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云：“余于是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词调双举，有一于此，罔或孑遗。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都是上官仪创作实绩和诗歌地位的体现。《古今诗人秀句》始编于龙朔元年（661），完成于咸亨二年（671），属于高宗前期，代表了当时诗坛的走向，以上官仪为十代诗坛的殿军。序中列举的“情绪”、“直置”、“物色”、“绮错”、“质气”、“流华”，则体现了其所选录秀句的一些标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上官仪都是由太宗向高宗时期过渡的重要人物。
三、《上官婉儿墓志》的文学价值
《上官婉儿墓志》是一篇很好的人物传记，也是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政治的沉浮、历史的进退，还是家世的显荣、个人的升降，都通过这九百余字的墓志文表现出来。又因为上官婉儿的特殊身份和墓志写作的特殊环境，墓志所用的曲笔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一、上官氏家族的政治浮沉与文学传承
我们先从《上官婉儿墓志》谈起。2013年8月至9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邓村发掘了唐昭容上官氏墓，出土墓志一合，这就是著名宫廷女诗人上官婉儿的墓志。墓志几乎占了一半的篇幅叙述其家世，这在唐代墓志中是不多见的。这样的叙述展示了上官氏家族在初唐政坛和文坛上的显要位置。
二、上官氏家族与初唐诗歌的演进
唐代的诗歌史一般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初唐时期又是绵延时间较长的特定时段，这一时期宫廷诗歌的发展呈现一枝独秀的局面，与当时的宫廷环境、诗人群体和文柄主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前后衔接的数十年的诗歌发展进程中，上官仪和上官婉儿嫡亲祖孙相继主宰文柄，成为最值得关注的现象。
上官仪，字游韶，陕州人。贞观初，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学士，迁秘书郎。上官仪以文才受到太宗的赏识，曾参与太宗诏修的《晋书》，以至于太宗私宴也要让他参加。他在创作实践中总结了律诗对偶的规律，创立了“六对”、“八对”之说，对当时的科举考试与诗歌普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的诗也风靡全国，时人不断仿效，称为“上官体”。到太宗贞观末期，活跃于文坛的曾担任过文馆学士的诗人以及具有诗人身份的重臣如欧阳询、刘孝孙、岑文本、魏征、高士廉、杨师道、房玄龄、李百药等相继去世，上官仪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坛宗主。
高宗即位，上官仪为秘书监，龙朔二年（662）十月，又由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入相。这时距太宗去世已有十三年。唐刘 《隋唐嘉话》记载：“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云：“余于是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词调双举，有一于此，罔或孑遗。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都是上官仪创作实绩和诗歌地位的体现。《古今诗人秀句》始编于龙朔元年（661），完成于咸亨二年（671），属于高宗前期，代表了当时诗坛的走向，以上官仪为十代诗坛的殿军。序中列举的“情绪”、“直置”、“物色”、“绮错”、“质气”、“流华”，则体现了其所选录秀句的一些标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上官仪都是由太宗向高宗时期过渡的重要人物。
三、《上官婉儿墓志》的文学价值
《上官婉儿墓志》是一篇很好的人物传记，也是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政治的沉浮、历史的进退，还是家世的显荣、个人的升降，都通过这九百余字的墓志文表现出来。又因为上官婉儿的特殊身份和墓志写作的特殊环境，墓志所用的曲笔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第3个回答 2022-04-30
在初唐诗坛上，上官仪和上官婉儿是一直受到重视的人物，影响深远的“上官体”和宫廷中的上官婉儿都是初唐诗歌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同时，他们又是影响历史进程的政治人物，政治的浮沉与文学的成就具有重要的关联。尽管历代学者对于上官氏祖孙颇为关注，但因政治与文学两方面的复杂性，也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有待于进一步开拓。近来，《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为初唐文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墓志中有一半的篇幅记载其家世情况，为我们从家族文学的层面研究初唐文学的演进提供了难得的实证材料。一、上官氏家族的政治浮沉与文学传承我们先从《上官婉儿墓志》谈起。2013年8月至9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邓村发掘了唐昭容上官氏墓，出土墓志一合，这就是著名宫廷女诗人上官婉儿的墓志。墓志几乎占了一半的篇幅叙述其家世，这在唐代墓志中是不多见的。这样的叙述展示了上官氏家族在初唐政坛和文坛上的显要位置。二、上官氏家族与初唐诗歌的演进唐代的诗歌史一般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初唐时期又是绵延时间较长的特定时段，这一时期宫廷诗歌的发展呈现一枝独秀的局面，与当时的宫廷环境、诗人群体和文柄主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前后衔接的数十年的诗歌发展进程中，上官仪和上官婉儿嫡亲祖孙相继主宰文柄，成为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上官仪，字游韶，陕州人。贞观初，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学士，迁秘书郎。上官仪以文才受到太宗的赏识，曾参与太宗诏修的《晋书》，以至于太宗私宴也要让他参加。他在创作实践中总结了律诗对偶的规律，创立了“六对”、“八对”之说，对当时的科举考试与诗歌普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的诗也风靡全国，时人不断仿效，称为“上官体”。到太宗贞观末期，活跃于文坛的曾担任过文馆学士的诗人以及具有诗人身份的重臣如欧阳询、刘孝孙、岑文本、魏征、高士廉、杨师道、房玄龄、李百药等相继去世，上官仪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坛宗主。高宗即位，上官仪为秘书监，龙朔二年（662）十月，又由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入相。这时距太宗去世已有十三年。唐刘 《隋唐嘉话》记载：“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云：“余于是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词调双举，有一于此，罔或孑遗。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都是上官仪创作实绩和诗歌地位的体现。《古今诗人秀句》始编于龙朔元年（661），完成于咸亨二年（671），属于高宗前期，代表了当时诗坛的走向，以上官仪为十代诗坛的殿军。序中列举的“情绪”、“直置”、“物色”、“绮错”、“质气”、“流华”，则体现了其所选录秀句的一些标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上官仪都是由太宗向高宗时期过渡的重要人物。三、《上官婉儿墓志》的文学价值《上官婉儿墓志》是一篇很好的人物传记，也是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政治的沉浮、历史的进退，还是家世的显荣、个人的升降，都通过这九百余字的墓志文表现出来。又因为上官婉儿的特殊身份和墓志写作的特殊环境，墓志所用的曲笔也很值得我们重视。（一）特殊的人物传记上官婉儿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悲剧性的人物，其一生大致上经历了“显荣—悲惨—显荣—悲惨”四个阶段。童年时代，因为祖父上官仪在唐太宗至高宗前期显赫一时，有过一段显荣的经历，但因为武则天使人罗织上官仪谋反之罪而使其下狱致死，以致与其子上官庭芝一同被杀，上官婉儿也就被没入宫廷。这是致使上官氏家族毁灭崩溃的一大悲剧。然而机缘巧合，上官婉儿入宫之后，因其才华得到武则天的欣赏，又因其运转政治的能力而逐渐掌握后宫的大权，直至中宗时由婕妤到昭容，达到正二品的显要官职。（二）墓志文体的曲笔上官婉儿因为政治事件招致被杀的结局，而墓志因为尊体的需要往往是正面叙述墓主的事迹，故而上官婉儿之死，作者运用曲笔加以表述。志云：皇太子冲规参圣，上智伐谋，既先天不违，亦后天斯应，拯皇基于倾覆，安帝道于艰虞。昭容居危以安，处险而泰。且陪清禁，委运于乾坤之间；遽冒铦锋，亡身于仓卒之际。在正面歌颂李隆基的基础上，对上官婉儿被杀的结局只用了“亡身于仓卒之际”进行委婉的表述。景云中诛逆有功，加朝散大夫、上柱国。今上春宫赋诗，欲闻太上，知公擅书，诏于殿下缮写，揽而褒美，赐宴并赉绯绫十匹。”所谓“诛逆”是指景云中平定韦后之乱而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这在当时的墓志中是不需要曲笔的。（三）墓志内容的文学表现一般而言，盛唐以前的墓志，很少题署撰者姓名，《上官婉儿墓志》也是如此。但这方墓志文学性很强，无疑出于朝廷大手笔之手。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这样的联系中，特殊的政治人物又成为重要的关节点，从中体现出的家族特征又影响文学史的演进历程，初唐的上官氏家族无疑是非常典型的。上官氏家族从上官弘到上官婉儿四世，政治上都是不幸的，而文学上却是幸运的。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奠定了上官仪的诗坛宗主地位，上官婉儿则是初唐诗风转变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同时又体现了“上官体”家学传承的因素。《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更证实了其祖孙四代在文学上的修为，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和家族因缘在此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上官婉儿墓志》本身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就传记文学而言，剪裁非常特别，通过家世的叙写及政治斗争中表现的描述，把这位复杂人物的成长历程和性格凸显出来。同时，这样一位悲剧性政治人物的一生，如果客观写实的话，又会触犯政治忌讳和墓主声誉，因而作者巧妙地采取了曲笔的表现方式。这种曲笔和史书叙事的“春秋笔法”相似，是墓志尊体的需要，也是为死者讳的需要，因而在特殊政治人物的墓志中较为常见，这种“春秋笔法”也表现出超越一般史书的特殊性。就墓志的文学表现而言，则重在运用骈体构建文章格局，关注细节彰显人物性格，重视整饬锤炼语言文字，成为一篇富有文学内涵的政治人物墓志。
第4个回答 2022-04-30
《上官婉儿墓志》的文学价值
《上官婉儿墓志》是一篇很好的人物传记，也是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政治的沉浮、历史的进退，还是家世的显荣、个人的升降，都通过这九百余字的墓志文表现出来。又因为上官婉儿的特殊身份和墓志写作的特殊环境，墓志所用的曲笔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一）特殊的人物传记
上官婉儿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悲剧性的人物，其一生大致上经历了“显荣—悲惨—显荣—悲惨”四个阶段。童年时代，因为祖父上官仪在唐太宗至高宗前期显赫一时，有过一段显荣的经历，但因为武则天使人罗织上官仪谋反之罪而使其下狱致死，以致与其子上官庭芝一同被杀，上官婉儿也就被没入宫廷。这是致使上官氏家族毁灭崩溃的一大悲剧。然而机缘巧合，上官婉儿入宫之后，因其才华得到武则天的欣赏，又因其运转政治的能力而逐渐掌握后宫的大权，直至中宗时由婕妤到昭容，达到正二品的显要官职。
（二）墓志文体的曲笔
上官婉儿因为政治事件招致被杀的结局，而墓志因为尊体的需要往往是正面叙述墓主的事迹，故而上官婉儿之死，作者运用曲笔加以表述。志云：
皇太子冲规参圣，上智伐谋，既先天不违，亦后天斯应，拯皇基于倾覆，安帝道于艰虞。昭容居危以安，处险而泰。且陪清禁，委运于乾坤之间；遽冒铦锋，亡身于仓卒之际。
在正面歌颂李隆基的基础上，对上官婉儿被杀的结局只用了“亡身于仓卒之际”进行委婉的表述。景云中诛逆有功，加朝散大夫、上柱国。今上春宫赋诗，欲闻太上，知公擅书，诏于殿下缮写，揽而褒美，赐宴并赉绯绫十匹。”所谓“诛逆”是指景云中平定韦后之乱而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这在当时的墓志中是不需要曲笔的。
（三）墓志内容的文学表现
一般而言，盛唐以前的墓志，很少题署撰者姓名，《上官婉儿墓志》也是如此。但这方墓志文学性很强，无疑出于朝廷大手笔之手。
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这样的联系中，特殊的政治人物又成为重要的关节点，从中体现出的家族特征又影响文学史的演进历程，初唐的上官氏家族无疑是非常典型的。上官氏家族从上官弘到上官婉儿四世，政治上都是不幸的，而文学上却是幸运的。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奠定了上官仪的诗坛宗主地位，上官婉儿则是初唐诗风转变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同时又体现了“上官体”家学传承的因素。《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更证实了其祖孙四代在文学上的修为，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和家族因缘在此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上官婉儿墓志》本身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就传记文学而言，剪裁非常特别，通过家世的叙写及政治斗争中表现的描述，把这位复杂人物的成长历程和性格凸显出来。同时，这样一位悲剧性政治人物的一生，如果客观写实的话，又会触犯政治忌讳和墓主声誉，因而作者巧妙地采取了曲笔的表现方式。这种曲笔和史书叙事的“春秋笔法”相似，是墓志尊体的需要，也是为死者讳的需要，因而在特殊政治人物的墓志中较为常见，这种“春秋笔法”也表现出超越一般史书的特殊性。就墓志的文学表现而言，则重在运用骈体构建文章格局，关注细节彰显人物性格，重视整饬锤炼语言文字，成为一篇富有文学内涵的政治人物墓志。
《上官婉儿墓志》是一篇很好的人物传记，也是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政治的沉浮、历史的进退，还是家世的显荣、个人的升降，都通过这九百余字的墓志文表现出来。又因为上官婉儿的特殊身份和墓志写作的特殊环境，墓志所用的曲笔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一）特殊的人物传记
上官婉儿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悲剧性的人物，其一生大致上经历了“显荣—悲惨—显荣—悲惨”四个阶段。童年时代，因为祖父上官仪在唐太宗至高宗前期显赫一时，有过一段显荣的经历，但因为武则天使人罗织上官仪谋反之罪而使其下狱致死，以致与其子上官庭芝一同被杀，上官婉儿也就被没入宫廷。这是致使上官氏家族毁灭崩溃的一大悲剧。然而机缘巧合，上官婉儿入宫之后，因其才华得到武则天的欣赏，又因其运转政治的能力而逐渐掌握后宫的大权，直至中宗时由婕妤到昭容，达到正二品的显要官职。
（二）墓志文体的曲笔
上官婉儿因为政治事件招致被杀的结局，而墓志因为尊体的需要往往是正面叙述墓主的事迹，故而上官婉儿之死，作者运用曲笔加以表述。志云：
皇太子冲规参圣，上智伐谋，既先天不违，亦后天斯应，拯皇基于倾覆，安帝道于艰虞。昭容居危以安，处险而泰。且陪清禁，委运于乾坤之间；遽冒铦锋，亡身于仓卒之际。
在正面歌颂李隆基的基础上，对上官婉儿被杀的结局只用了“亡身于仓卒之际”进行委婉的表述。景云中诛逆有功，加朝散大夫、上柱国。今上春宫赋诗，欲闻太上，知公擅书，诏于殿下缮写，揽而褒美，赐宴并赉绯绫十匹。”所谓“诛逆”是指景云中平定韦后之乱而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这在当时的墓志中是不需要曲笔的。
（三）墓志内容的文学表现
一般而言，盛唐以前的墓志，很少题署撰者姓名，《上官婉儿墓志》也是如此。但这方墓志文学性很强，无疑出于朝廷大手笔之手。
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这样的联系中，特殊的政治人物又成为重要的关节点，从中体现出的家族特征又影响文学史的演进历程，初唐的上官氏家族无疑是非常典型的。上官氏家族从上官弘到上官婉儿四世，政治上都是不幸的，而文学上却是幸运的。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奠定了上官仪的诗坛宗主地位，上官婉儿则是初唐诗风转变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同时又体现了“上官体”家学传承的因素。《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更证实了其祖孙四代在文学上的修为，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和家族因缘在此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上官婉儿墓志》本身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就传记文学而言，剪裁非常特别，通过家世的叙写及政治斗争中表现的描述，把这位复杂人物的成长历程和性格凸显出来。同时，这样一位悲剧性政治人物的一生，如果客观写实的话，又会触犯政治忌讳和墓主声誉，因而作者巧妙地采取了曲笔的表现方式。这种曲笔和史书叙事的“春秋笔法”相似，是墓志尊体的需要，也是为死者讳的需要，因而在特殊政治人物的墓志中较为常见，这种“春秋笔法”也表现出超越一般史书的特殊性。就墓志的文学表现而言，则重在运用骈体构建文章格局，关注细节彰显人物性格，重视整饬锤炼语言文字，成为一篇富有文学内涵的政治人物墓志。
第5个回答 2022-04-30
一、上官氏家族的政治浮沉与文学传承
我们先从《上官婉儿墓志》谈起。2013年8月至9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邓村发掘了唐昭容上官氏墓，出土墓志一合，这就是著名宫廷女诗人上官婉儿的墓志。墓志几乎占了一半的篇幅叙述其家世，这在唐代墓志中是不多见的。这样的叙述展示了上官氏家族在初唐政坛和文坛上的显要位置。
二、上官氏家族与初唐诗歌的演进
唐代的诗歌史一般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初唐时期又是绵延时间较长的特定时段，这一时期宫廷诗歌的发展呈现一枝独秀的局面，与当时的宫廷环境、诗人群体和文柄主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前后衔接的数十年的诗歌发展进程中，上官仪和上官婉儿嫡亲祖孙相继主宰文柄，成为最值得关注的现象。
上官仪，字游韶，陕州人。贞观初，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学士，迁秘书郎。上官仪以文才受到太宗的赏识，曾参与太宗诏修的《晋书》，以至于太宗私宴也要让他参加。他在创作实践中总结了律诗对偶的规律，创立了“六对”、“八对”之说，对当时的科举考试与诗歌普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的诗也风靡全国，时人不断仿效，称为“上官体”。到太宗贞观末期，活跃于文坛的曾担任过文馆学士的诗人以及具有诗人身份的重臣如欧阳询、刘孝孙、岑文本、魏征、高士廉、杨师道、房玄龄、李百药等相继去世，上官仪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坛宗主。
高宗即位，上官仪为秘书监，龙朔二年（662）十月，又由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入相。这时距太宗去世已有十三年。唐刘 《隋唐嘉话》记载：“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云：“余于是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词调双举，有一于此，罔或孑遗。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都是上官仪创作实绩和诗歌地位的体现。《古今诗人秀句》始编于龙朔元年（661），完成于咸亨二年（671），属于高宗前期，代表了当时诗坛的走向，以上官仪为十代诗坛的殿军。序中列举的“情绪”、“直置”、“物色”、“绮错”、“质气”、“流华”，则体现了其所选录秀句的一些标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上官仪都是由太宗向高宗时期过渡的重要人物。
三、《上官婉儿墓志》的文学价值
《上官婉儿墓志》是一篇很好的人物传记，也是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政治的沉浮、历史的进退，还是家世的显荣、个人的升降，都通过这九百余字的墓志文表现出来。又因为上官婉儿的特殊身份和墓志写作的特殊环境，墓志所用的曲笔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一）特殊的人物传记
上官婉儿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悲剧性的人物，其一生大致上经历了“显荣—悲惨—显荣—悲惨”四个阶段。童年时代，因为祖父上官仪在唐太宗至高宗前期显赫一时，有过一段显荣的经历，但因为武则天使人罗织上官仪谋反之罪而使其下狱致死，以致与其子上官庭芝一同被杀，上官婉儿也就被没入宫廷。这是致使上官氏家族毁灭崩溃的一大悲剧。然而机缘巧合，上官婉儿入宫之后，因其才华得到武则天的欣赏，又因其运转政治的能力而逐渐掌握后宫的大权，直至中宗时由婕妤到昭容，达到正二品的显要官职。
（二）墓志文体的曲笔
上官婉儿因为政治事件招致被杀的结局，而墓志因为尊体的需要往往是正面叙述墓主的事迹，故而上官婉儿之死，作者运用曲笔加以表述。志云：
皇太子冲规参圣，上智伐谋，既先天不违，亦后天斯应，拯皇基于倾覆，安帝道于艰虞。昭容居危以安，处险而泰。且陪清禁，委运于乾坤之间；遽冒铦锋，亡身于仓卒之际。
在正面歌颂李隆基的基础上，对上官婉儿被杀的结局只用了“亡身于仓卒之际”进行委婉的表述。景云中诛逆有功，加朝散大夫、上柱国。今上春宫赋诗，欲闻太上，知公擅书，诏于殿下缮写，揽而褒美，赐宴并赉绯绫十匹。”所谓“诛逆”是指景云中平定韦后之乱而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这在当时的墓志中是不需要曲笔的。
（三）墓志内容的文学表现
一般而言，盛唐以前的墓志，很少题署撰者姓名，《上官婉儿墓志》也是如此。但这方墓志文学性很强，无疑出于朝廷大手笔之手。
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这样的联系中，特殊的政治人物又成为重要的关节点，从中体现出的家族特征又影响文学史的演进历程，初唐的上官氏家族无疑是非常典型的。上官氏家族从上官弘到上官婉儿四世，政治上都是不幸的，而文学上却是幸运的。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奠定了上官仪的诗坛宗主地位，上官婉儿则是初唐诗风转变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同时又体现了“上官体”家学传承的因素。《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更证实了其祖孙四代在文学上的修为，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和家族因缘在此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上官婉儿墓志》本身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就传记文学而言，剪裁非常特别，通过家世的叙写及政治斗争中表现的描述，把这位复杂人物的成长历程和性格凸显出来。同时，这样一位悲剧性政治人物的一生，如果客观写实的话，又会触犯政治忌讳和墓主声誉，因而作者巧妙地采取了曲笔的表现方式。这种曲笔和史书叙事的“春秋笔法”相似，是墓志尊体的需要，也是为死者讳的需要，因而在特殊政治人物的墓志中较为常见，这种“春秋笔法”也表现出超越一般史书的特殊性。就墓志的文学表现而言，则重在运用骈体构建文章格局，关注细节彰显人物性格，重视整饬锤炼语言文字，成为一篇富有文学内涵的政治人物墓志。
我们先从《上官婉儿墓志》谈起。2013年8月至9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邓村发掘了唐昭容上官氏墓，出土墓志一合，这就是著名宫廷女诗人上官婉儿的墓志。墓志几乎占了一半的篇幅叙述其家世，这在唐代墓志中是不多见的。这样的叙述展示了上官氏家族在初唐政坛和文坛上的显要位置。
二、上官氏家族与初唐诗歌的演进
唐代的诗歌史一般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初唐时期又是绵延时间较长的特定时段，这一时期宫廷诗歌的发展呈现一枝独秀的局面，与当时的宫廷环境、诗人群体和文柄主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前后衔接的数十年的诗歌发展进程中，上官仪和上官婉儿嫡亲祖孙相继主宰文柄，成为最值得关注的现象。
上官仪，字游韶，陕州人。贞观初，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学士，迁秘书郎。上官仪以文才受到太宗的赏识，曾参与太宗诏修的《晋书》，以至于太宗私宴也要让他参加。他在创作实践中总结了律诗对偶的规律，创立了“六对”、“八对”之说，对当时的科举考试与诗歌普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的诗也风靡全国，时人不断仿效，称为“上官体”。到太宗贞观末期，活跃于文坛的曾担任过文馆学士的诗人以及具有诗人身份的重臣如欧阳询、刘孝孙、岑文本、魏征、高士廉、杨师道、房玄龄、李百药等相继去世，上官仪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坛宗主。
高宗即位，上官仪为秘书监，龙朔二年（662）十月，又由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入相。这时距太宗去世已有十三年。唐刘 《隋唐嘉话》记载：“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云：“余于是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词调双举，有一于此，罔或孑遗。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都是上官仪创作实绩和诗歌地位的体现。《古今诗人秀句》始编于龙朔元年（661），完成于咸亨二年（671），属于高宗前期，代表了当时诗坛的走向，以上官仪为十代诗坛的殿军。序中列举的“情绪”、“直置”、“物色”、“绮错”、“质气”、“流华”，则体现了其所选录秀句的一些标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上官仪都是由太宗向高宗时期过渡的重要人物。
三、《上官婉儿墓志》的文学价值
《上官婉儿墓志》是一篇很好的人物传记，也是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政治的沉浮、历史的进退，还是家世的显荣、个人的升降，都通过这九百余字的墓志文表现出来。又因为上官婉儿的特殊身份和墓志写作的特殊环境，墓志所用的曲笔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一）特殊的人物传记
上官婉儿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悲剧性的人物，其一生大致上经历了“显荣—悲惨—显荣—悲惨”四个阶段。童年时代，因为祖父上官仪在唐太宗至高宗前期显赫一时，有过一段显荣的经历，但因为武则天使人罗织上官仪谋反之罪而使其下狱致死，以致与其子上官庭芝一同被杀，上官婉儿也就被没入宫廷。这是致使上官氏家族毁灭崩溃的一大悲剧。然而机缘巧合，上官婉儿入宫之后，因其才华得到武则天的欣赏，又因其运转政治的能力而逐渐掌握后宫的大权，直至中宗时由婕妤到昭容，达到正二品的显要官职。
（二）墓志文体的曲笔
上官婉儿因为政治事件招致被杀的结局，而墓志因为尊体的需要往往是正面叙述墓主的事迹，故而上官婉儿之死，作者运用曲笔加以表述。志云：
皇太子冲规参圣，上智伐谋，既先天不违，亦后天斯应，拯皇基于倾覆，安帝道于艰虞。昭容居危以安，处险而泰。且陪清禁，委运于乾坤之间；遽冒铦锋，亡身于仓卒之际。
在正面歌颂李隆基的基础上，对上官婉儿被杀的结局只用了“亡身于仓卒之际”进行委婉的表述。景云中诛逆有功，加朝散大夫、上柱国。今上春宫赋诗，欲闻太上，知公擅书，诏于殿下缮写，揽而褒美，赐宴并赉绯绫十匹。”所谓“诛逆”是指景云中平定韦后之乱而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这在当时的墓志中是不需要曲笔的。
（三）墓志内容的文学表现
一般而言，盛唐以前的墓志，很少题署撰者姓名，《上官婉儿墓志》也是如此。但这方墓志文学性很强，无疑出于朝廷大手笔之手。
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这样的联系中，特殊的政治人物又成为重要的关节点，从中体现出的家族特征又影响文学史的演进历程，初唐的上官氏家族无疑是非常典型的。上官氏家族从上官弘到上官婉儿四世，政治上都是不幸的，而文学上却是幸运的。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奠定了上官仪的诗坛宗主地位，上官婉儿则是初唐诗风转变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同时又体现了“上官体”家学传承的因素。《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更证实了其祖孙四代在文学上的修为，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和家族因缘在此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上官婉儿墓志》本身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就传记文学而言，剪裁非常特别，通过家世的叙写及政治斗争中表现的描述，把这位复杂人物的成长历程和性格凸显出来。同时，这样一位悲剧性政治人物的一生，如果客观写实的话，又会触犯政治忌讳和墓主声誉，因而作者巧妙地采取了曲笔的表现方式。这种曲笔和史书叙事的“春秋笔法”相似，是墓志尊体的需要，也是为死者讳的需要，因而在特殊政治人物的墓志中较为常见，这种“春秋笔法”也表现出超越一般史书的特殊性。就墓志的文学表现而言，则重在运用骈体构建文章格局，关注细节彰显人物性格，重视整饬锤炼语言文字，成为一篇富有文学内涵的政治人物墓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