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因为大唐国防压力大，周围都是强悍的对手，突厥，契丹，吐蕃，回鹘，南召甚至还有阿拉伯，你不给军队将领更多的权力好处，谁给你卖命，想压制住边关将领其实很简单，派文官去恶心他们，分割将领们各种权力就行。
但是等于也束缚住将领们主观能动性和潜力，变得越来越没用和后来的大送差不多，当然代价自然就是将领们权力越来越大逐步军阀化，世界上哪有完美的布局。
不管史书如何贬低安禄山没啥本事靠些小手段小伎俩才得到唐明皇宠爱，但是有一点，安禄山反叛前就成功压制住契丹和奚，而契丹和奚有多厉害，看看武则天时期就知道了。
可以说没有安史之乱，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问题也会大概率慢慢显现，毕竟只要有战事就得给将领们更多权力，他们不管是为了方便打仗还是个人野心都会把手深入地方行政权财政权人事权。就如同李云龙对赵刚说的，旅长你既想让老子打胜仗还不给充足的补给还想让老子当乖宝宝你这叫不讲理。
皇帝都希望把权力紧紧的抓在自己的手里，这个不需要人教，都是本能天性，都不会希望培养出一个不听话的土皇帝和自己分庭抗礼，古代时机成熟皇帝都会向皇族开刀削藩，自己人都信不过更何况外人。
问题是客观条件逼迫下，皇帝面对严峻的国防压力，只能释放更多资源给军队换取太平，不受外族侵略，所以藩镇的出现难以避免的。不管怎么说藩镇也帮助唐朝抵挡了外辱，维持了150年，一直到黄巢起义，唐朝才真正覆灭
藩镇割据是唐朝募兵制度改变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府兵制向募兵制转变过程中，中央财政经历安史之乱的冲击，难以继续维持玄宗时庞大的军事开支，而神策军等中央禁军，又沦为宦官的政治工具，这客观上要求中央向地方转嫁经济负担，既地方负担军队的日常开支，中央负担较大规模的军事开支。
例如中央征讨王承宗、李师道、吴元济时，各藩镇出兵后既滞留于边境地区，然后等待中央供应物资，养寇自重；德宗时泾原兵变，也是因为中央没有及时给予赏赐，导致本来出兵平乱的中央军成了叛军。
这种中央和地方倒挂的关系使地方的离心力更大，导致全国各地均设有节度使，而真正需要抵御外敌时中央却无兵可派。
唐朝后期进行过几次削平藩镇的尝试，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强力的中央军队，只能利用藩镇处理藩镇，其结果可想而知。既然中央无力解决藩镇问题，那只能藩镇自行解决，即通过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唐末的军阀混战即使没有黄巢民变，估计也会爆发。
藩镇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君弱臣强。皇帝实际掌握的兵力比不上边镇藩王的兵力，诸多藩王听调不听宣，这样就产生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人就是唐玄宗。当时的唐玄宗太信任安禄山了，将天下近大半的兵马都交给了安禄山去统领，而他自己作为皇帝实际掌控的兵力却没有安禄山多。如果你作为安禄山，发现一个没自己强的人骑在自己头上，换你你造不造反？
到后来虽然造反平定了，但是君弱臣强的局面却已经是无力回天了。而且这样现象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最终演变成最后藩镇割据的局面。
唐朝赖以立国的有三大制度：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不过，自武周一朝开始，当均田制逐渐被破坏，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也随之被破坏，最终，藩镇割据局面也就此形成。
何谓均田制？是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部分土地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部分土地在其死后还给官府。
租庸调制则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
在唐朝初年，由于天下初定，战争又严重破坏了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均田制自然可以得到良好的实行。
但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加强，土地买卖、兼并现象日益严重，结果就是皇室、贵族、官僚和富豪等“田连阡陌”，再加上人口的增多，而不少农民真的是“无立锥之地”。
于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就这样被破坏了。那么，府兵制为何也实行不下去了呢？
当不少农民没田，不管是为了躲避沉重的赋税，还是为了生存下去，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逃亡外地、成为流民，要么就给庶族地主打工。
而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使得失去土地的农民无力再充当需要自备粮草装备的府兵。如此一来，府兵制就变成了募兵制，即采用征兵制，换言之，从此兵就是兵，国家给财政养了，不再需要去务农。
募兵制本身没有原罪，之所以成为范镇割据的源头，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当时唐朝边疆出了严重的问题。
东北的奚族和契丹渐渐强大，经常对唐进行骚扰；西域的大食有东侵动向；南面的南诏数败唐军；西面崛起一个强大的土蕃，直接威胁长安的安全。
为了戍守边疆，唐朝不得不派重兵把守。据悉，当时全国有57万军队，其中有49万部署在边疆地区，为节度使所控制，中央直接掌握的兵力只有8万人左右。
同时，也给了逐渐给了节度使极大的权力。譬如，如天宝五年，王忠嗣兼领河陇两镇节度使，又权知河东、朔方节度使事，“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奖，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
而众所周知，后来安禄山有本钱造反，也是因为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15万大军。
一开始的时候，设置节度使并赋予大权的目的的确实现了，比如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高仙芝远征小勃律、安禄山征契丹等，对于边疆的稳定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但等到祸起萧墙，“安史之乱”爆发，藩镇割据局面就此形成，从此成为大唐帝国身上一颗不能割去的毒瘤。
一方面，各大权在握的节度使成了帝国不稳定的根源，直接威胁到皇权，但客观上对于边疆的稳定，防止敌夷的侵犯，也起到关键的作用。
当然，藩镇割据主要是指河朔诸镇不怎么听话，时而和中央王朝对着干，东南八道的忠诚与经济则始终支持中央政权的运转。
也正是因为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藩镇割据的局面才在唐朝持续了150余年，直至宋太宗赵光义灭了北汉，藩镇割据才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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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也称军镇，和普通城镇所不同的是，藩镇中主要以职业军人和军人家属为主，藩镇中的最高长官是节度使。每个节度使在自己管辖的藩镇中享有军事、税收、监察等大权。
藩镇中将士的俸禄不是由中央支付，而是由节度使从地方收缴的税金中直接发放，所以藩镇中的士兵名义上是唐朝军队，实际上则是节度使的私人部队，完全听从节度使的命令。
唐朝设置藩镇和节度使的初衷是因为帝国疆域太过庞大，中央的军事、行政命令无法及时有效地传达到边远地区。所以在一些战略要地设置藩镇，授予节度使全权管辖。
这样一来，万一发生紧急军情，节度使就可以自行决定军事行动，而不用等朝廷下达命令。
为了防止节度使拥兵自重，朝廷对每个藩镇的兵力都有严格限制。唐玄宗天宝年间，全国总共十个藩镇，总兵力486900人，其中兵力最多的范阳镇（后改称幽州镇、卢龙镇）拥有91400人。
由于藩镇中的士兵长年累月都在战争状态中，因此战斗力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