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谥号是从先秦就存在的产物,用于对人一生功业的盖棺定论。早期的谥号较为自由,直到唐宋才形成一定的法度。一般而言,臣子的谥号以两字为主。
仁宗时,皇帝想要给他的老师夏竦上谥号“文正”,司马光说,“谥法本意:道德博闻曰文,靖共其位曰正。而夏竦奢侈无度,聚敛无厌,内则不能制义于闺门,外则不能立效于边鄙,言不副行,貌不应心。语其道德,则贪淫矣;语其正直,则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识,夏竦得‘文正’之号,不知以何谥待天下之正人良士?”
最终,夏竦谥改为“文庄”。
至此,确定了“文正”在两字谥号里的最高地位。以后,谥号更是形成了有一定排列原则的系统。文官以文*为主,武官以武*为主。至于排列顺序,则历朝历代都有不同,如明朝的顺序是正(贞)忠恭成 端恪襄顺。直到绍圣年间才由重新得势的新党解决。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你温公不是谥为“文正”吗?那好,我们比你更狠,干脆比拟古制,两字谥算什么,要谥就谥一字谥,单谥曰“文”。
至此,王文公的单字谥得以确定。此后,除了姚燧、欧阳玄为元朝时外族人赐谥外。就只有朱熹朱圣人得以谥“文”。
“然唐宋以来,谥文者,独韩退之、朱元晦为不愧。他如白居易、李翱、陆希声、权德舆、杨亿、王安石、姚燧、欧阳玄辈,皆谥文,亦未尽允也。”《池北偶谈》
一字谥文规格也算较高了。司马光认为文是道德博闻,他是文官也当得起。
王安石不可能谥一个文,好像是文荆公吧,单谥一个文不反天了?
然唐宋以来,谥文者,独韩退之、朱元晦为不愧。他如白居易、李翱、陆希声、权德舆、杨亿、王安石、姚燧、欧阳玄辈,皆谥文,亦未尽允也。”《池北偶谈》
这里头的几个人,不可能单谥文,肯定是某文,或文某。
文更好,一个文,一个武,这俩字只有了不得的帝王才能谥。
臣子谥号带文和武,肯定要再添一个字的。文正,武忠什么的,不然太逆天了。宋朝规范谥法制度以后,一般认为单谥高于双谥。明清都规定大臣只能谥两个字,单字是王亲贵胄的权力。单谥比双谥好,单谥最好的就是文武,双谥最好的是文正,文贞,所以王安石一字谥是因为他牛逼。在荆公刚去世时是没有马上上谥号的。翻阅史料可以发现,荆公比温公先去世,谥号却在绍圣年才追赠;而温公的谥号却早在元佑年就追赠,这不是很蹊跷吗?实际上,这与宋朝元佑党争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元祐年时,旧党势大,因此在温公去世后立刻上了“文正”的谥号。至于荆公的谥号,若忽视其在政治上的巨大影响力、人格上的高风亮节和学术上的巨大成就,降一等而谥为“文成”或“文忠”,则未免太过轻薄过分,难免后人诟病;若直接谥为“文正”,一朝出现两个“文正”未免荒诞,何况将荆公与温公相平而论,于新党旧党都无法交代。因此,荆公的谥号迟迟未能解决,只是追封为太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