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现行教材中，对清末的预备立宪评价是：“预备立宪”实际上只是一个骗局。那么，预备立宪真的只是一场骗局吗？笔者冒昧，窃以为这种评价有点失当，如果说预备立宪已经无法适应当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因而最终归于失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为什么说预备立宪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清政府的一场骗局呢？我认为对清末预备立宪中的两个重要文件《钦定宪法大纲》以及《重大信条十九条》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看《钦定宪法大纲》，它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下颁布的，同时还颁布了它的附属法《议院选举法要领》。清政府宣称：“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由此可见清政府实际已经肯定这部宪法的最高大法地位，此乃其一。
其二，这部宪法是仿效日本宪法制定的，之所以仿效日本，一方面因为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了俄国，中国各界人士对日本的强盛原因比较关注。另一方面，日本采用的是君主权力仍然较大的、封建主义残余严重的二元君主立宪政体，这种政体显然符合清政府还想更多地保留君主权力的意愿，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其包含大量的封建残余，就否认了这种政体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无论如何，这种政体实际上已经是资本主义的政体了。
其三，从宪法的内容来看，宪法大纲中第一部分规定了君上大权十四条，自然，其中对封建君主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作了许多规定，但是我们不应当只把目光放在这上面，还应该看到，其中对皇权也作了一些限制，这些限制首先表现为君主已经不能再为所欲为了，君主的行动必须接受宪法约束，据宪政编查馆在奏定《钦定宪法大纲》的前言中，明确指出：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大法也，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至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也就是说，皇帝要行使权力，必须受到议院、内阁以及司法机关的制约。在对皇帝颁行法律的权力方面，《大纲》规定：“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这就明确规定了法律的制定权在议院，而皇帝的权力只是“批准颁布”而已，这就明显区别于封建王朝皇帝的话即法律的情况。在司法权方面，《大纲》规定：“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这实际上表示司法权已经和行政权分离，也就是说皇帝不得以行政权去干涉司法权的独立。《大纲》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臣民权利和义务”的九条规定，其中对臣民的基本权利作了规定，由于它确认了臣民的基本权利，所以其积极意义是不容抹杀的，同时相对于封建专制制度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比如说，它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结社等事宜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规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等等，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其进步性。
其次，关于《重大信条十九条》。它是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后，由于起义军攻占武汉三镇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清政府为了能够继续进行统治，幻想能够通过军事进攻以及政治改革来渡过难关。但是令清政府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所倚重的军队，直隶滦州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协协统蓝天蔚等实施兵谏，这些人联合致电清政府，要求召开国会由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联合保定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进攻北京。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摄政王载沣命令资政院起草宪法，而资政院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制定并通过了《重大信条十九》，并立即在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加以公布。由于这个《信条》是在军事压力下被迫制定的，所以与《大纲》相比，它进一步缩小了皇帝的权力，扩大了国会的权力。其中明确规定了皇帝权力以宪法规定为限；宪法修正提案权归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以及其它国务大臣和各省行政长官；国际条约没有经过国会议诀不得缔结；官制、官规用法律来规定等。虽然这一信条是清政府被迫制定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其相对于封建君主专制而言是巨大的进步。
总而言之，清政府晚期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以及《重大信条十九条》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同时也表明了清政府在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以及立宪派的压力下，不得不对政策作出调整，借以维护其统治，但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当时的时代主流已经不再是立宪了，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也根本满足不了人民的要求，所以最终被革命所推翻。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预备立宪只看成是一场骗局，对预备立宪的资本主义色彩还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钦定宪法大纲》，它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下颁布的，同时还颁布了它的附属法《议院选举法要领》。清政府宣称：“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由此可见清政府实际已经肯定这部宪法的最高大法地位，此乃其一。
其二，这部宪法是仿效日本宪法制定的，之所以仿效日本，一方面因为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了俄国，中国各界人士对日本的强盛原因比较关注。另一方面，日本采用的是君主权力仍然较大的、封建主义残余严重的二元君主立宪政体，这种政体显然符合清政府还想更多地保留君主权力的意愿，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其包含大量的封建残余，就否认了这种政体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无论如何，这种政体实际上已经是资本主义的政体了。
其三，从宪法的内容来看，宪法大纲中第一部分规定了君上大权十四条，自然，其中对封建君主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作了许多规定，但是我们不应当只把目光放在这上面，还应该看到，其中对皇权也作了一些限制，这些限制首先表现为君主已经不能再为所欲为了，君主的行动必须接受宪法约束，据宪政编查馆在奏定《钦定宪法大纲》的前言中，明确指出：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大法也，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至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也就是说，皇帝要行使权力，必须受到议院、内阁以及司法机关的制约。在对皇帝颁行法律的权力方面，《大纲》规定：“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这就明确规定了法律的制定权在议院，而皇帝的权力只是“批准颁布”而已，这就明显区别于封建王朝皇帝的话即法律的情况。在司法权方面，《大纲》规定：“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这实际上表示司法权已经和行政权分离，也就是说皇帝不得以行政权去干涉司法权的独立。《大纲》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臣民权利和义务”的九条规定，其中对臣民的基本权利作了规定，由于它确认了臣民的基本权利，所以其积极意义是不容抹杀的，同时相对于封建专制制度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比如说，它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结社等事宜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规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等等，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其进步性。
其次，关于《重大信条十九条》。它是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后，由于起义军攻占武汉三镇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清政府为了能够继续进行统治，幻想能够通过军事进攻以及政治改革来渡过难关。但是令清政府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所倚重的军队，直隶滦州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协协统蓝天蔚等实施兵谏，这些人联合致电清政府，要求召开国会由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联合保定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进攻北京。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摄政王载沣命令资政院起草宪法，而资政院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制定并通过了《重大信条十九》，并立即在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加以公布。由于这个《信条》是在军事压力下被迫制定的，所以与《大纲》相比，它进一步缩小了皇帝的权力，扩大了国会的权力。其中明确规定了皇帝权力以宪法规定为限；宪法修正提案权归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以及其它国务大臣和各省行政长官；国际条约没有经过国会议诀不得缔结；官制、官规用法律来规定等。虽然这一信条是清政府被迫制定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其相对于封建君主专制而言是巨大的进步。
总而言之，清政府晚期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以及《重大信条十九条》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同时也表明了清政府在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以及立宪派的压力下，不得不对政策作出调整，借以维护其统治，但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当时的时代主流已经不再是立宪了，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也根本满足不了人民的要求，所以最终被革命所推翻。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预备立宪只看成是一场骗局，对预备立宪的资本主义色彩还是应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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